前言：

　　中美贸易战进入被升级阶段。2018年7月6日，美国将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亟需理论的创新?

　　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

　　本文力图对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分析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大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将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若干年后，特朗普将为其发起的贸易战而后悔。第一，它砍弱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引擎。第二，它彻底唤醒了一头还在梦中的雄狮。

　　文章不仅仅是针对中美贸易，它是一个通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对全球化以及它的影响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基于此才能提出有效的政策和解决方案。

　　这个框架也可以拓展到其它研究领域，引入了无形资产贸易的概念后对我们传统贸易视角带来了极大冲击。

　　它可以用来分析中美贸易逆差，也可以用来分析全球贸易失衡和其他的双边贸易关系。 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一些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有触动。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无形资产贸易与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和贸易平衡分析[1]

傅晓岚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院技术管理发展研究中心

　　- 摘要 -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生产碎片化、无形资产贸易背景下，包含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一体化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框架，并将这个框架用于分析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通过深入讨论五种无形资产贸易的模式，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根据本文的框架，即使不考虑美国企业在外包活动中得到的无形资产收益，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会从7500亿美元减少到约一半的3960亿美元。本文的框架表明：在讨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时，我们的分析应当基于一个囊括21世纪所有的不同类别的贸易活动的框架。对于解决不平等问题，无形资产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此外，国际社会还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1. 引言

　　贸易失衡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反国际化思潮的主要论点。被广泛承认的中美贸易巨大顺差（2017年已经达到3750亿美元）也成为美国2018年3月向中国发起多产品、高关税为主的贸易战的主要论点[2]。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需要放到多边贸易而不是双边贸易的框架下来讨论顺差或者逆差。另一方面，由于持续的全球化、全球生产的细分和碎片化(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Krugman et al., 1995; Venables, 1999; Baldwin and Evenett,2015) 和全球价值链中知识与服务贸易不断深化，使得无形资产贸易的形式和渠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如专利、知识、商标、产权、品牌和商业秘密等等，和由此产生的跨境价值流动。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架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来更全面和真实的反映21世纪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尽管贸易理论已经从经典的产品贸易理论演变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到制造业“工序”贸易理论，无形资产贸易到目前为止并未被完全纳入国际贸易的理论框架，仅仅有一部分出现在“工序”贸易理论文献中。现阶段，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专注于产品和服务或者产品制造流程的工序上。与此同时，尽管贸易理论反映出了许多贸易模式的演进和某些形式的无形资产贸易，贸易数据的发展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的变化。国际贸易统计框架严重的滞后于现在的贸易现状，无法反映现在真实的完整国际贸易图景。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包含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框架。据本文作者所知，Reindorf and Slaughter (2009) 是唯一的一项关于无形资产贸易的前沿研究。这项由NBER支持的编纂的书囊括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前沿研究，如Carol Robbins的测度知识产权供给和应用的收益，Francisco Moris 的研发的进出口新数据和方法论问题，以及Gordon Hanson和Chong Xiang的电影服务业的国际贸易。Moris (2017) 发现供应链贸易中，研发服务和FDI流动有互补关系。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Gusvenen等(2018)的关于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文章，他们发现，考虑了利润转移后，美国企业研发密集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特别大。这一现象最有可能是由于无形资产的利润转移。然而，无形资产贸易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贸易测算得到完整而系统讨论。

　　另一方面，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把无形资产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些文献基本都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而无形资产则是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利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通常被认为是由知识交换与贸易端，而非制造端的企业主导，且其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等级制，如大多数FDI，以及外包和正常交易） (Gereffi et al. 2005;Mudambi 2008)。

　　本文旨在综合技术、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和全球价值链文献，并且提出一种适应于全球产品和不断增长的无形资产贸易背景的涵盖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全球贸易框架。通过深入讨论五种无形资产贸易模式，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包括知识创造、资源获取、零部件生产、组装整合、品牌经营、营销和售后服务。无形资产也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虽然不是自然禀赋，但是是被创造的禀赋。无形资产不仅仅通过制造品进入国际贸易，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渠道进行交易。所以，真实的国际贸易图景应当用一个综合的包括产品、服务与无形资产在内的分析框架来描绘。

　　本文接下来将回顾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它们产生的背景，然后分析全球生产模型以及相应的贸易类型，最后提出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包括产品、服务与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综合分析框架。

　　另外，国际社会还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2.国际贸易理论：简介

　　经典的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他的《国富论》(Smith, 1776) 提出了“剩余出路”论，认为贸易是为国内过剩产值提供出路，同时让生产可能性边界回到原来的满负荷状态。之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 1817)，国家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家参与贸易时能够从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效应中获益。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利益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并不相关，而是来自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福利效应。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价格理论”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贸易各方的要素禀赋来预测产品贸易的模式和规律。这个模型认为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过剩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同时进口需要利用国内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Leamer, 1995)。

　　为了解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能解释的一些贸易现象，弗农提出了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 1966)。这一理论认为先创新的国家更有可能拥有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早期，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自于发明产品的地区。然而，当技术不断成熟和渗透，它会成为一种标准并扩散到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的进出口是基于生产的整体比较成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晚期，其生产会逐渐离开发明地，甚至成为发明地的进口产品。

　　1970年代以来，以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为标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生产网络/价值链从本地/国家分布变为全球分布。这就形成了产业内贸易。由此，新贸易理论 (如Krugman, 1979; 1981; 1991;Lancaster, 1980; Balassa, 1986; Melitz, 2003) 出现，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网络效应来解释产业内贸易。

　　进入新世纪后，技术进步和电子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外包和工序贸易变成了一种新的趋势。这种变化甚至被看成一种新的工业革命(Blinder, 2006)。工序贸易的研究探讨了离岸经济和外包的动机和收益，以及产业组织的演变(Grossman &Rossi-Hansberg, 2008 and 2012; Rodriguez-Clare,2010; 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这些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存在创造了总部服务贸易。而这些服务往往是无形资产，如研发、技术、设计和营销服务。通过FDI或者外包实现的离岸经济也是重要的“出口”无形资产的模式，不过仅仅是多种模式中的一部分(Markusena, and Venables, (2000)。

　　以上的各种贸易理论的发展揭示了贸易模式的演变和国际贸易的动机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基本都是产品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假设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且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在同一个国家进行。由此，国家应该国际化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虽然新国际贸易理论考虑了国际化生产的碎片化，它仍然主要考虑产品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工序和零部件贸易。总的来说，虽然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有了巨大的成就，无形资产仍然没有被当做重要的因素纳入考量。无形资产贸易的渠道和模式仍然没有被完整和系统的讨论。

　　3. 全球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跨国或者跨地区不同公司实现不同的工序和商业功能的生产架构(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这个架构是“生产性的（价值增长的）通向并且支持最终使用的顺序” (Sturgeon 2001)。微笑曲线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构国际贸易的方法。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为最终产品贡献价值的生产工序的链条上（既，产品的价值链），一般的工序链条开始于基础和应用研究与设计。这些研究与设计活动往往会带来新的想法、技术、新产品设计和新的生产工艺。这个工序链条下一环节是商业化这些研究成果，如专利和知识产权（想法、论文、知识等）；再下一环节是资源的获取和材料的生产（包括农业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以及最后环节的营销、广告、品牌管理、物流、商业服务和售后服务。另外，价值链在文献中的定义是超出中间品贸易的，它强调在不同环节上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权力架构 (Milberg，2004)。

　　通过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专业化的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而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如今被当做是21世纪的国际贸易名片 (WIPO, 2017)。

　　在全球价值链里，国家往往专业化于产品或者服务价值创造的一个细分环节。有些国家专注于通过R&D生产想法和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国家主要负责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生产。还有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中间品或者组装。也有一些国家专攻营销、品牌、售后服务和商业服务。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专业化于一个或者多个工序，特别是那些从事R&D的国家也有可能同时从事同一产品的营销和品牌，例如：苹果手机。最终，国际贸易从（经典的）产品贸易扩展成为一系列产品、服务与知识的贸易(Baldwin和Evenett, 2015)。

　　如果出口产品的创造与生产是在同一个国家完成，并且使用的中间品和服务也是这个国家生产的，那么这个简单的一国版价值链的情况就是古典和新股年贸易理论。当然，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减少。

　　3.1 微信曲线和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创造

　　根据Stan Shih的研究 (Shih, 1992)，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收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Shih, 1996; OECD, 2013; Alcacer和Oxley,2014; Rungi和Del Prete, 2018)。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两端的每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比中间环节的更高，画在图上就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如图1）(Shih, 1992)。资源获取和材料生产也产生增加值。但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平均值）提高获取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价值链治理(Gereffi et al.2005; Mudambi 2008;Kaplinsky, 2000) 和这些活动所处的国家的治理。

　　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会比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更加平缓。对于小众市场中的定制产品，微笑曲线会更陡峭；而大众市场产品的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则更平缓，而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会依旧陡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