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观察员 郑韬
自去年底以来，中欧关系发展势头向好。年初中欧高层互访迎来“小暖春”，近来中欧环境与气候、数字、经贸领域高层对话相继顺利举行，中欧战略高层对话也已排上日程，各领域磋商有序推进，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但另一方面，中欧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欧洲对华坚持“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既要在欧方有需求的领域合作，又要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悖论，加之近期“去风险”的错误导向，导致欧洲陷入认知偏差，对华政策在逻辑不通、无法自洽的死胡同里游移不定、走不出来，干扰中欧合作顺利开展。
政策制定始于决策者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认知是决定政策实施成败的关键因素。认知能力基于对历史社会发展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一孔之见的主观主义、刻板固执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导致决策失当、效果不彰。因此，要为中欧关系发展营造理性、客观、友好的环境，归根结底还要从思想根源上纠偏。
欧洲认知偏差一：“去风险”能够增强自身竞争力。欧洲近期一再强调不寻求对华“脱钩”，而是要“去风险”。国家竞争力来自创新和发展，而不是相互踩拉和恶性比拼。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一直是被欧洲奉为圭臬的价值坐标。面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不公平打压，欧盟发出了“我们要公平”的大声疾呼并誓言反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可以不期待欧洲对中国的遭遇感同身受，但要知道“失道者寡助”。欧洲承认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就要敢于同中国合作共赢，而非所谓“降低依赖”，与中国保持距离。中国是欧洲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伙伴，“去风险”无法给予欧洲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损失的是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机遇。在中欧利益紧密交织的背景下，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理解才是最大的障碍。
“去风险”隔绝的还有双方民众的友好情谊。作为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曾经的留学生，笔者为母校不再接收中国公派博士生感到十分遗憾。殊不知，短暂的留学经历，让百年名校浓厚的学术氛围、教授们的精彩讲授、校园里那两棵繁茂的玉兰树，都成为笔者最珍贵的人生记忆之一，也种下了致力中德友好的心愿。部分决策者生活在信息茧房，他们宁愿蒙住耳朵和眼睛也不愿承认，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对打破鸿沟隔阂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欧洲认知偏差二：追随美国可保欧洲安全无忧。乌克兰危机激活了跨大西洋联盟。欧洲不想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却无奈部分成员国无论如何不肯戒断美国的安全保护，只好继续披着“共同价值观”这件本已陈旧不堪的外衣，自欺欺人地躲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事实上，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12个成员国所做民调，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欧美拥有共同价值观。愈来愈多的欧洲人意识到，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同欧洲所追求的多边主义理念难以相容。
基辛格说过：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追随美国吃过的苦，欧洲应该最有体会。极限制裁俄罗斯，破坏欧俄能源合作，美国借机大发横财。是真心保护还是趁火打劫、当工具利用，欧洲的心里是清楚的。当今世界绝非两极格局的翻版，越来越多的全球参与者已不再遵从简单的二元逻辑。从戴高乐到马克龙，从施罗德到默克尔，团结自强、战略自主一直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远大目标。一代代觉醒的欧洲政治家孜孜以求，努力使欧洲成为国际格局中的独立一极，把欧洲的安全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欧洲认知偏差三：作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欧洲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有观点认为，欧洲是决定中美博弈的关键砝码。不可否认，欧洲拥有强大的实力以及同中美两国的密切关系。但这是一把“双刃剑”，舞好多方受益，挥错伤及自身。欧洲在制定政策时更需如履薄冰，谨防重蹈历史覆辙。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纷纷拉拢欧洲，造成欧洲、德国的分裂，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段历史，应成为欧洲对当下局面保持高度清醒、谨慎选择对华策略的警钟。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指出：“欧洲既可以助长美国对全球永久霸主地位的渴望，也可以促使美国制定一个更现实的议程。对于中国，欧洲应该采取自己的立场，中欧都不是对方的天敌。在许多问题上，欧洲更深思熟虑的立场有助于其他地区稳定。”中国理解欧洲的处境，从未要求欧洲选边站队，并一直支持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决心和致力于多边主义的努力。不要狭隘地将中国对欧洲的理解支持为拉拢讨好，中国只是选择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在硕果累累的金秋，中欧还将迎来更密集高层往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访华，年内还将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这为双方促进认知、避免误解、推动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同路者，中国期待拥有理性主义沃土、充满反思主义精神的欧洲，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住正确航向，树立理性认知，与中国携手同行，惠及双边、增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