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 储瑞耕

    在今天这个庄严的场合，我用《以有限之生命，殉无限之事业》这么一个题目，总结我近30年来的新闻实践，讲三个问题，和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体会。

    在这30年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杂文，一是评论。这两项，在整个新闻事业中，是两个小项，起码不是大项。不过，作为我个人，确实是尽了力。

    第一，关于心态

    我以为这个问题，既有它的长久意义，更有它的现实意义。作为长久意义，请问：有哪个时代不需要解决心态问题呢？一个人的心态不佳，又怎么能够有所做事呢？我们竖看历史，有哪一个成了大家的人心态不好呢？作为现实意义，今天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们价值取向多元化，相当多的人，物欲化东西的干扰太多，心态不佳，心浮气躁，心猿意马，心神不定，心旌摇荡，有的甚至"心"被金钱勾去了，无利不干……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入侵我们的新闻队伍，就更加有害。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引领社会舆论、纯化社会风气的事情。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而水管里流出来的只能是水。双手被金钱等物欲牵制着，那就决计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办出优秀的媒体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厚报时代的到来，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都可以产生两种作用：一是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我们新闻人和新闻事业向更加现代化发展；一是消极的作用，好比有了汽车，人们的双腿功能退化了，《昭明文选·七发》里就有"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如今有的新闻工作者，不再艰苦地深入社会基层和生活实际，而是满足于从网络上讨生活，编资料，出"稿子"，长此以往，怎么了得？心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人生观问题。如果人生观正确坚定，就可以做到保持良好心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比如：我不要份外的钱，不清不白的钱，那就任何金钱诱惑的作用统统等于零！天王老子拿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总是想：此生选定了新闻这一行当，那就心无旁骛，兴趣以寄，精力以寄，心血以寄，性命以寄，"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

    第二，关于社会良知

    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我想就是我们的屁股要坐在绝大多数人一边，眼光集中在生活的基层、改革开放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同情心和人文关怀更多地放在弱势群体身上。如果见了好人好事好现象，我们没有充沛的热情去歌颂，那何以体现社会良知？如果见了欺压百姓的坏人坏事坏现象，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干预、揭露和抨击，我们又怎么体现社会良知？如果矛盾一复杂，我们就撒手不管，那又何谈社会良知？这里着重谈一谈批评，也就是舆论监督。我一向认为：报纸，尤其是党报，不搞舆论监督，天理不容！我在自己几十年的杂文和评论的实践中，有三条，也叫"三法"：点名道姓法、敲山震虎法和反弹琵琶法。

    所谓"点名道姓法"，就是通过直接采访（而不是时下时评最常用的"据报载"），了解到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事（我向来有一个观点："写评论也要采访"），在文章中直接点出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进而表明自己的态度：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褒奖什么，批评什么。我主笔《河北日报》"杨柳青"言论专栏18年来，这样的文字不少。比如河北省南和县发生电力局老大架子放不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给企业和农民造成损失，我实地采访后写了一篇言论《我们今天的思维》，惊动了这个电力局，他们立即取消了全县农村的一项收费，细心的农民一查，这项收费已经明令禁止半年之久了，于是报告省物价部门，最后退赔了农民近百万元。想一想，如果不点名道姓，而是骂"糊涂街"，这个电力局就不可能被惊动，"露马脚"的事情恐怕就不可能这么早发生，那么这次老百姓利益维护的客观效果就出不来。所谓"敲山震虎法"，就是掌握了事实和政策，批评的稿子写出来之后，先给地方领导审阅，引起重视，如果问题得到了解决，批评稿子就不再刊出，甚至刊出改正了的正面稿子。前年我了解到河北省平山县一个镇卫生院与农民发生宅基纠纷：农民手中握有村、镇、县三级土地使用证明，无数次上访，可硬就是盖不成房子，农妇还被法庭传唤，甚至被绑到大树上。卫生院与农民比较，卫生院是"强势"，而农民是"弱势"而且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只能、不可以不站在农民一边！我写了一篇稿子《一方宅基，八年纠纷/平山县竟有如此怪事：一个卫生院顶翻三级公章》。稿子给县委书记、县长审阅，他们作了严厉的批示；可是过了半个月，动静不大，我又写了第二稿，再送审，书记县长又批示，事情有了一些进展，可是那家卫生院又横生枝节，我又写了第三稿，又送审；书记、县长也真的恼火了，开多方联席会议，现场办公，最后是：我的稿子一篇也没有见报，而农民的房子却盖起来了。所谓"反弹琵琶法"，就是有的新闻事实、新闻线索，写成批评报道或者内参稿子都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我们热情地参与进去，就可以促成事情的转化，出来正面的稿子。我曾经接触到石家庄的两个村子，他们为争夺外来民工打得头破血流，汽车也砸坏了。采访之初，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气氛剑拔弩张。通过近两个月反反复复的艰苦的工作，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该赔礼的赔礼，该赔偿的赔偿，最后还结成了"文明友好村"。见报的通讯是《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我配发了言论《和为贵》。社会良知，归根到底我想就是要有责任感，在评论写作上既要强调是非分明，不和稀泥，又要强调言之有理，不情绪化。所以我常常同地方领导同志说，我坚持"平行不干扰，帮忙不添乱，建议不拍板，批评不纠缠。"

    第三，关于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大概包括两个意思，一是生命状态怎么样，二是做了多少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大好：永久性房颤；十多年来，吐血、心衰、病危，反复折腾；心脏1990和2004年在北京安贞医院开胸手术了两次：第一次直视成型，把二尖瓣修理了一下；第二次则不仅把二尖瓣而且把主动脉瓣都换成金属的了。这样我的胸膛里每时每刻都好象有两只小闹钟在"嚓嚓"地响，这响声将一直伴着我到死亡。我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血凝的药（不然就会形成血栓），这种天天服药也将一直伴着我到死亡。所以我特别清楚人的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如果第一次心脏手术过不来，1990年我就死掉了，那年我44岁。有朋友同我开玩笑："你几乎拿全了新闻界所有的奖项，什么都有了，该死了。"这话并无大错，"韬奋"、"百佳"，还有"国务院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等，都有了，但是问题在于：作为事业，新闻事业，则是无限的。

    拿我在新闻事业中做的事情来说吧：杂文从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号上那篇《谈谈"个人奋斗"》算起至今大概有近两千篇，80年代中期我参与筹创和主持过《杂文报》的总编务。评论以"杨柳青"专栏为代表，从1988年2月起，至今发文章七百多篇， 1999年获"首届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奖"，2003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研究项目成果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以"贴近生活的储瑞耕'杨柳青'言论专栏"为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有时我深夜扪心，想一想：这些，又有什么呢？我观察当今时代的杂文界、新闻界，有那么多年轻人涌现出来，他们作品之众多，思想之敏锐，观点之新颖，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自愧不如。我痛感自己的观念、思维乃至文笔都与今天的时代有了某些隔膜，弄得不大敢写文章了。比如四五年前"千龙新闻网"刚起步时，我有幸与《新闻出版报》的孙月沐（朽木）、《新闻战线》的万仕同（斯通）两位先生一起被称为该网络评论的"三剑客"。可是近年来，我就自己觉得"跟不上"，极少参与了。怎么办呢？只要"有限的生命"没有到终点，那么就不可以不在"无限的事业"中继续努力，有所做事。比如"杨柳青"专栏，我在18年前就曾向当时的领导承诺："生命不出问题，我坚持干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年就要到了，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要"与时俱进"，在贴近生活，反映信息，传道解惑，扬清激浊等诸多方面，尽力做得更好一些。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1706-1790）说过这样的话："若你希望死后仍不被人们遗忘，那么就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此话中的意思好象是两者只可取其一而"不可兼得"。而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这两者恰恰是可以兼而得之的--既"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我们不仅应当做得到，而且可以做得到。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