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熹同行：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

游客走进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参观（3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顾钱江、郑良、王成

　　南国春早。春分时节，福建南平武夷山区万木滋长，百花竞放，走在五夫镇的潭溪旁，不禁想起镇上一位老居民的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位老居民就是理学大师朱熹，被后人尊称为“朱子”。

　　《春日》诗中的泗水，当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而朱熹生活在南宋的福建，其时，北方是被金人占领的沦陷区，他是不可能到山东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朱熹徜徉于武夷山水之间，触景生情，联想到孔门教化之力，恰似春风触处万紫千红。今人走在武夷山区，会惊奇地发现，这首哲理诗中的景象，与眼前的满目春光何其相似，顿生与800多年前朱子相沟通之感。

　　武夷山是地球同纬度生态保护最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之地，这里的丹山碧水引得人们慕名而来。但，武夷山不仅是秀甲东南的自然名山，亦是孕育影响远播的新儒学的文化高峰。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武夷山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一个重要依据是，这里为理学的摇篮。

　　是的，武夷山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与朱熹同行的文化之旅。

遇见朱熹

　　今天，很多人知道朱熹的名字，恐怕是因课本上的诗选。《春日》之外，另一首《观书有感》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同样脍炙人口。

　　不过，诗人朱熹，影响远不及哲人朱子。人们公认，朱熹理学继往开来，实现了儒学的复兴。

　　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在历史长河中也曾经历低谷。两晋以后至唐朝，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影响不断扩大，虽说儒释道三足鼎立，但儒家渐成最弱的一足。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发出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呐喊，但直到南宋朱熹才真正完成儒家的复兴。宋朝受外族侵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自古地处边缘之地的福建迎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代，因缘际会，朱熹在闽北创立了理学——偶然之中，有着大历史的必然。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指出，朱子理学回应了那个时代价值理想、外来文化、理论转型的挑战，以儒家为根本，吸收道、佛思想营养，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构建了以“理”为核心，涵盖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新儒家学术思想体系。

　　历史学家钱穆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朱熹创立理学，这一深远影响中国思想和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武夷山。学者蔡尚思讲，“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斯人已逝，而山水依然，遗存尚在。武夷山水之间，遍布朱熹的踪迹。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其父朱松，举家南迁入闽，先后到政和、尤溪做县尉。朱熹1130年生于尤溪，14岁那年父亲去世，朱熹受父亲遗命同母亲来到武夷山五夫里（今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镇）居住，在此求学、成家、讲学、著述，“琴书五十载”。1192年，朱熹离开五夫定居建阳（今南平建阳区），8年后辞世，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享年70岁。

　　福建省文物局编纂的《朱子福建史迹图集》总结，朱熹出生、成长、终老于福建，求师问学、居处著述、授徒讲学、为官从政、访游出行，也绝大部分时间在闽，他所创立的理学被称为“闽学”，福建也因此得名“海滨邹鲁”，成为仅次于孔孟之乡的儒学重地。

　　武夷山的五夫镇，是朱熹从师就学40余年的地方，至今古韵悠悠。人在行驶的车上，远远看到一位巨人走来，那是今人所立的雕像：朱熹手持书卷，低眉沉思，右颊上有标志性的七颗痣，身后是层层叠叠的书册，表明朱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博学、著述最多的人之一。

　　五夫古镇大体保持着南宋以来的格局。潭溪之畔、屏山之麓的紫阳楼，是朱熹住了近50年的旧居，不远处一株古樟，传为朱熹所手植。兴贤古街，是朱子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一条狭窄的古巷，地面全用鹅卵石铺成，两侧为黄泥夯实的民房土墙，当年朱熹携徒探友，讲学问道，每次外出都要经过这里，因此被称为“朱子巷”。

　　漫步古镇，朱熹的身影仿佛眼前。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朱子。担当是儒家的真精神，朱熹不仅有“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理论，更有身体力行的爱民实践，他亲手创办的“社仓”就在五夫：农民在青黄不接和受灾时，以低息或无息向社仓借贷粮食，秋冬收割缴还。朱熹之前，社仓是官办的，往往设在州县，而民办的五夫社仓建在乡镇，这一做法，得到朝廷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这是一个授业解惑的朱子。五夫镇上的兴贤书院，为朱子年少求学和学成后授课的地方，书院大门上方的造型，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三顶乌纱帽，寓意儒家求取功名乃是为了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大厅高悬仿朱熹笔体的匾额“继往开来”，这则耳熟能详的成语来自朱熹的话“继往圣，开来学”。

　　这是一个看重家庭的朱子。兴贤古街上有刘氏家祠。祠堂制度是朱熹设计的，此前，老百姓是没有祠堂的，只能“路祭”先人，朱熹规制了祠堂的建构，使祠堂进入了民间生活。朱熹所撰的《家礼》，简化并整理了“礼”的环节，结束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使得百姓也可以讲礼了。《朱子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经典，“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等忠告，今日听来仍充满智慧。甚至，父母教子常用的“要讲理”一语，也打着理学的烙印，只不过，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

　　这是一个温情体贴的朱子。在五夫，朱子的诗词名句随处可见，政府部门食堂前的一块石上，就刻着这样几行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小诗背后有个感人故事，朱熹某日跑去看女儿，女儿既欢喜又犯愁——“家贫市远无兼味”，只好煮一碗麦饭，用香葱做点清汤。端上葱汤麦饭，女儿愧对欲泪，朱熹遂写下这首《乐道葱汤麦饭》安慰。一位讲理又有情的慈父，是今天鲜为人知的朱子形象。

　　……

　　游历五夫丰富的人文景观，也是在阅读理学这本大书，认识一个立体的朱子。

和朱子同游

　　到了武夷山，九曲溪漂流必不可少。游客坐在竹排上启程，耳畔响起排工唱的船歌：“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这是朱熹所作“武夷棹歌”十首中的第一首。由一曲而至九曲，观山览水之间，泛舟优游的人们不仅能听到，还会看到石壁上朱熹亲笔题刻的棹歌。武夷棹歌的全称为《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是50多岁的朱熹到武夷山九曲溪畔创武夷精舍后，写的轻松小品，想象力丰富，亦不乏理趣。

　　换个角度看，对今天的游人来说，武夷棹歌是一篇绝妙的导游词，也提供了理解朱熹其人的线索。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棹歌提及的“架壑船”是一种古代葬具，其状如船，置于峭壁之上的岩隙间。讲求格物致知的朱熹指出，这是上古崖葬的遗物，而非传说中仙人得道弃下的木舟。事实上，朱子理学被认为极具科学精神，如科学史学者胡道静认为，朱子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物之理，亦潜心考察，沉思索解，常有独到之见，能符合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法则。

　　九曲溪沿岸题刻众多，朱熹所题既有流连山水的棹歌，也有意味深长的哲理之言。六曲溪南响声岩上，朱熹所写“逝者如斯”格外醒目。这四字源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响声岩上这方题刻用意为何？朱熹解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原来，朱熹将“逝者如斯”题刻置于九曲溪上，为的是让观者在这一情境下更好地体会四字的理学深意。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指出，理学家朱熹十分重视石刻，把它从一种文献载体转变为一种文化传播平台，石刻镌刻也从具体场合的纪念与记忆工程，转变为跨越时空的思想文化传承的符号。

　　九曲溪畔、隐屏峰下的朱子园，是1183年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旧址，此地对理学而言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朱熹在此讲学8年，写成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修订完成并付诸刊刻《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朱子文化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的成熟。朱熹整理的“四书”，在他身后成为元明清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

　　朱熹的一生，为官不到10年，立朝仅46日，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和讲学。他直接创建了四所书院，在闽北地区存留有武夷精舍，还有他晚年移居建阳创立的考亭书院。张建光说，朱熹既重视官办教育，更钟情书院教育，中国书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朱熹手上。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圭臬。“揭示”的内容集自儒家经典语句，朱熹虽述而不作，但编辑上独具匠心和深意，如，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在武夷山踏访朱熹的遗迹，你会感到，行路亦是读书。朱熹人生中大半岁月安身立命、著述讲学于武夷山，这里的山水人文不仅启迪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朱子思想的生动镜像。一条古巷，一座书院，一方题刻，一株古树，一只龙鱼灯……都可能是朱子理学这本大书中的一个活页。如果有“哲学地理学”的说法，那么，武夷山是一个重要的地标。

偕朱熹前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理解朱熹及其思想，要走进武夷山这个历史现场，更要返回当下，思考现实与未来。或许有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融合。朱熹“武夷棹歌”“逝者如斯”等题刻，让人在游历中体味文化，循此思路，我们该如何将旅游与文化更深入更自然地融合起来？武夷山当地，正在进行着很多这样的探索，比如，用生态银行理念把五夫镇的烤烟房变为网红民宿；万亩荷塘之畔，年轻人以朱子婚礼的仪式喜结连理。

　　二是融入。朱熹“讲理”，也十分重视“讲礼”，努力把大道理化为新民俗，或融入日常生活规范中，家礼、家训、祠堂都是生动的例证。“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大者远者”，朱熹就教育如何落实、落细、落地，有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对今天无论是国家制定立德树人的教育政策，还是家庭有效地教育子女、缓解焦虑，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是融通。学者认为，朱熹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与重光，面临同样的文化课题：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朱熹的实践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朱熹晚年陷于争议和政治攻击中，其思想被斥为“伪学”，身后才得平反，理学受到朝廷的重视，广泛传播开来。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朱子理学是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是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信条，是老百姓的日常规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由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发展出的礼教，对人性的禁锢和损害也是客观的事实。

　　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朱熹及其理学的问题，张建光给出的答案是“扬弃”。“朱子是儒学集大成者，朱子文化既创新发展了孔孟思想，同时也批判性地吸收了佛、道文化的合理因素。”他说，“在当代，我们也应保持扬弃的基本态度，把朱子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实现朱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真实世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使得当代中国人更易受到西方思想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却较为疏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恐怕首先要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传统文化，才能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在守正中加以创新。有意思的是，朱熹在谈到读书法时也有类似主张：“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应该“虚心静看”，“不执己见”，真正理解了作者的本意与逻辑之后，再作打算。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朱子理学是绕不过的高峰。但是，对今人来说，朱熹不是用来膜拜与迷信的，而是视其为一位思想者，可以进行深入的对话，使我们面对当下和走向未来时，得到智慧的启发。

　　武夷山水是一个有效的媒介：让本来冲着丹山碧水岩茶而来的人们，得以邂逅朱子，在山水田园古镇的生动情境中，经历朱子之乐，体会朱子之理，认识朱子其人。对身陷信息泥潭和注意力焦虑的现代人来说，以此种方式来走进古代经典，实在是更直接，更具体，也更活泼。

　　如果山水曾吸引你来过武夷山，那么，同样奇峰竞秀的朱子文化值得你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