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寻商”

河南商丘宋国故城遗址发掘现场。

小图：左为中方领队张长寿，右为美方领队张光直。　

 资料照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桂娟、史林静

　　5月的河南，一辆墨绿色“牧马人”驶离连霍高速，停在了商丘“归德府”西南的旷野。离开田野考古三年之后，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再次奔赴田野，这一次，他将和同行们一起，向世纪性考古难题发起挑战：追寻“先商文化”再探“宋国故城”。

　　商丘，历史学家心中的“殷商之源”。作为历史上有名的黄泛区，洪积层下极有可能掩埋着商人和其祖先的遗迹。

　　20世纪90年代，一个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商丘计划”启动，来自中美的考古学家齐聚豫东大地，手铲释天书，试图拨开“先商”文化的迷雾。那时，唐际根是联合考古队中年轻的一员。

　　然而10年发掘，寻商未果。当年的考古人，留下难以挥去的心结。唯一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发现了深埋商丘地表10米以下的老南关古城——宋国故城。

　　微子封宋、宋襄公称霸春秋、西汉梁孝王平“七国之乱”、赵匡胤任节度使于此后黄袍加身、以及康王赵构登基开启南宋新纪元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古城。然而“老南关古城”是否是商朝第一都“汤所居之亳”呢？

　　随着现代考古技术发展，中国考古界酝酿多年的商丘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启动，考古人集结豫东大地，开启“寻商探宋”之旅。被黄河泥沙尘封地下的一个个历史大事件，是否有望揭开冰山一角？

寻商，一代考古人追梦商丘

　　1988年10月，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院迎来一位儒雅的学者，身材不算高大，但着装整齐，双目炯炯有神。来者张光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考古研究所的“首脑机关”在大院深处的一间平房，本所人习惯称之为“北屋”。张光直到达北屋门口，所长徐苹芳便迎了出来。“寒暄之后，双方把话题转向学术。”张光直希望双方在豫东、鲁西南或淮北一带选择遗址共同开展田野发掘，寻找早商和先商的遗迹。

　　这就是考古界常说的“商丘计划”，项目由张光直发起，旨在探索中国商丘地区早商和先商文明。

　　为何寻商？

　　夏商周“三代”标志着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而中国考古学中的“商研究”，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的殷墟发掘，到50年代郑州商城遗址和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掘，再到1999年洹北商城的发现，历代学者在商王朝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野外考古成果。

　　尤其是安阳殷墟发现后，凭着甲骨文与埋藏在地下的各种文物的共存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王朝，早已从司马迁笔下3000多字的《史记·殷本纪》，转换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青铜器、玉器、陶器。

　　“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确信商朝人盘起了头发、穿上了彩衣、住上了四合院；确信他们以小米为主粮，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造技术；确信他们有着狂热的祖灵信仰；确信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文献。”唐际根说。

　　每当人们陶醉于商朝人的智慧时，总被一个问题难倒：商王朝人从哪里来？

　　“商族的起源问题，几乎是与商王朝研究同时提出的问题。”唐际根说，“张光直认为只有先把商文化弄清楚，才能将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弄清楚，而先商文化来源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古代史的急务。”

　　为何是商丘？

　　张光直将寻商目光投向商丘，是受了王国维的影响。早年王国维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商族起源地在豫东鲁西南地区，提出了商族起源的“东方说”。

　　根据古籍和近代学者的考证，张光直认为商丘是商王朝灭亡之后，其后裔“续商祀”之地，更是商王朝先公昭明以降11个先公先王的经营地，并确信先商文化都城或聚落也即甲骨文所称的“大邑商”应在商丘。

　　“他坚信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最终可以在豫东地区找到与商族起源相关的考古资料。”唐际根说。

　　为此，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悄悄地组织起来，张光直任美方领队，中方领队由徐苹芳担任，后改由张长寿接替，队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

　　考古队被赋予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商丘地区早商和先商文明”。

　　对此，张光直充满自信。他想尽快找出“先商文化”的线索，一方面安排地质考古学家进行地质勘探，建立商丘地区的古地貌，一方面委托地球物理学家以地球物理学的手段寻找地下遗迹，最好能找到一座早商的都城。

　　作为中方考古队员，1994年3月，唐际根跟随张长寿、高天麟抵达商丘。自此，这批中外考古人在中国商丘的大地上开始了早商文明的探索。

宋国故城，意料之外的成果

　　受张光直委托，美方队员荆志淳负责商丘的古地貌研究。他带着包括洛阳铲、地质铲在内的钻探工具，在商丘大地上打了无数探孔。

　　1996年5月，荆志淳带着几位队员，照例在商丘县南的王营、胡楼村附近钻探。他提醒大家，若发现料礓石一定要告诉他。

　　为何？

　　料礓石是黄土中的一种钙结核，是黄土长期淋滤后钙物质富集的结果。西汉末年以后，豫东平原受黄河水患困扰，黄河泛滥带来的沙泥和古地表土结构不一样，因此也不会有料礓石。

　　“由于从当年的地表取土，古老的城墙一定含有料礓石。”唐际根说，这可能是找到3000年古遗址最直观的“指标”。

　　茫茫豫东平原，找到料礓石谈何容易？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天，长期跟随荆志淳钻探的技工突然“内急”，躲到老南关村附近的麦地里上厕所，无意中捡到了一个土疙瘩，一看是料礓石，考古队瞬间喜出望外。

　　大家立即奔向麦地，追随着料礓石的线索开始勘探。

　　“我在北大读书时，课本上有两周时期的齐国故城、鲁国故城、赵国故城等，唯独没有宋国故城。真没想到，宋国故城最后会在‘商丘计划’发现。”唐际根说，自此春秋战国时期大诸侯国的都城全部都找到了。

　　宋国故城，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东墙长2805米，西墙长3010米，北墙长3555米，南墙长3550米，面积为10.5平方公里。夯土筑成的城墙剖面为梯形，有5处城墙缺口。城墙上窄下宽，最宽处有30多米，用黄色土掺拌螺壳、料礓石夯筑而成。

　　基于发现地的“描述性命名”原则，宋国故城被命名为老南关古城。随后发掘与钻探表明，城墙主体可确定为春秋时期的宋国故城，但城墙下部最早的墙体的年代很可能早到西周甚至更早。参考周边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发现，考古队员认为这座古城很可能与商王朝末年“微子封宋”有关。

　　一座城浮出历史的水面，是人为的邂逅，也是城本身的魅力使然。“对于同时期其他大国如晋、秦、齐、鲁、楚、吴、越等，考古学均提供了丰富的地下资料。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宋国的了解仅限于《左传》等文献，宋国故城以及宋国墓地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唐际根说。

　　惊喜还远不止于此。

　　唐际根说，由于商丘地处黄泛区，历史上的古城被大水冲毁再建，呈现出地下古城“新城叠旧城”的现象。“宋国可能只使用了该座城址的某一个时段。”唐际根说，后续的发掘也证实，老南关古城遗址上层层叠压着宋国故城、汉代梁园城、隋唐睢阳城、隋唐宋州城、宋代应天府城、明代归德城等古城，呈现出“新城叠旧城”的地下奇观。

　　那，层层洪积层下是否还掩埋着商人及其祖先遗迹？

　　张光直和张长寿曾在《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中写道：从宋城往上推，一直推到岳石和龙山文化，在推的过程中也就将早商和先商给挤出来了。如果能找到商城，在商城里面找到商王朝精美的手工艺术品、青铜器、玉器、基址和祭祖的档案等重要文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铩羽而归，“寻商”人抹不去的心结

　　尽管“商丘计划”成果丰硕，然而，“寻商”过程并不顺利。

　　历经10年，并未发现明显的商文化遗迹。

　　铩羽而归，学界对项目成果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有学者认为，商丘项目以寻找早商和先商文化为目标，但最终并未发现与郑州商城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相关联的大型商代遗址，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动。

　　联合考古队并不这么认为。

　　“从既定学术目标上说，商丘项目确实未达成目的。但商丘项目的成败，应该从它对整个考古学科的推动来看待。”唐际根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商丘地区商代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联合考古队以商丘潘庙、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寺三处遗址的发掘为基础，结合豫东地区其他考古工作成果，建立起商丘地区商代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以马庄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山台寺遗址以及潘庙、马庄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潘庙遗址代表的岳石文化——以早年发掘的孟庄遗址为代表的商文化。

　　这也是首次清晰列出商代以前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四个阶段。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豫东计划”并未直接发现大型商代遗址，但豫东商代以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是考察和研究商文化的基础，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创造条件，也是认识史前中国的重要条件。

　　唐际根说：“寻找商族起源，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国学大师王国维采用的是‘文献法’。他通过整理传下来的各种文献后认为，商人的先祖最初应居住在商丘一带。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邹衡采用的方法可以概括为‘陶器法’。通过研究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可确认的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邹衡发现商朝人普遍使用的陶器是‘以鬲为代表的灰色绳纹陶器’，但商丘地区发现的年代相当于商早期甚至更早的陶器，普遍是以甗为代表的素面或者素面带刮抹痕的红褐色陶器。因此他坚信这是两批不同的人，因而商族人不可能起源于商丘。”

　　邹衡的理论在考古学界拥有大批信从者。面对这一说法，张光直提出一个迂回解释：或许用灰陶者代表的是商王朝的普通人，而用红褐色陶器的是商王朝的统治者，即商王族人的祖先。“说到底，张光直仍然信奉王国维的结论。”唐际根说。

　　当年，张光直信念坚定，认为在宋国故城的地层下面，一定掩埋着商代早期的都城南亳城，坚持继续挖掘。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他主导的“商丘计划”在本世纪初被搁置了。

　　2001年，联合考古队美方领队张光直去世。

　　2020年，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长寿去世。

　　这一坚持终成遗梦。

　　集结，再次向世纪性考古难题挑战

　　寻商探宋，追梦未已。

　　“商丘计划”成了不少考古人的心结，再启商丘考古项目也成了唐际根心里的一块石头。

　　2021年5月，考古界再次组建联合考古队，挺进商丘大地。此次联合考古队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河南大学等机构组成，由唐际根出任领队。这也是继“商丘计划”之后，又一豫东大型考古勘探发掘项目。

　　20年前铩羽而归。今天，唐际根因何再次重拾梦想？

　　唐际根说，再次返回商丘，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按文献和甲骨文记录，国祚长达550年之久的商王朝由商汤奠基，但商汤建国之前还有14位“先公”，他们对应的历史称为“先商”时期。考古界通过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发现，确认了商王朝建国之后的早商、中商和晚商，因而寻找“先商”日益紧迫。其二，他认为早年的“商丘计划”虽然没有解决寻找先商文化的问题，但为向这一学术难题发起新一轮挑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际根所说的重要基础，指的是宋国故城的发现。他相信其与“微子封宋”有关，这很可能成为解决先商文化的敲门砖。

　　“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长兄。宋国故城是周初宋微子的封国之都。微子封宋，按文献说法是‘奉其先祀’，这一说法似乎暗示周初微子所封之地，是其先祖所居。这就为我们寻找商族起源带来一丝曙光。我们可能通过‘都城法’来追溯先商文化。”

　　“文献法、陶器法、都城法，其实可以交互使用。但关键是要有田野考古证据。宋国故城的发现，使得‘商族起源商丘’的理论再次出现曙光。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宋国故城的始建年代，以及寻找它与商王朝的关系。”唐际根说，宋国的下面不排除有商代、先商的东西。

　　“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城内布局，寻找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遗迹，找到城墙基槽和城内的古地面。”唐际根说，此番考古工作，除了考古发掘以及利用传统的洛阳铲、汽车钻等手段外，还将利用磁力强度、电阻变化、地震波、氡气浓度、噪声强度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精细测年手段，寻找地下遗迹和确立这一地区的古地貌和古环境。

　　探宋是为了寻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再次发掘不仅是为了揭示春秋时代的宋国故城城址面貌，还希望更古老的商代和可能的先商时期的城址，揭开商丘地区夏商古代文化的神秘面纱。

　　再次挺进商丘大地，考古队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需要面临的是黄泛区遗迹淤埋深、水位浅等特殊环境。“黄泛区一般挖到6米就进水了，宋国故城3到5米就有地下水位，可这个城埋深埋到11米以下，发掘过程中的降水、排水是个大问题。”唐际根说，降水以后，能否辨认出古代的遗迹，还未可知。

　　“宋国故城的考古启动有重要意义，但降水比较难，降水以后还容易塌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志清说，此次考古发掘做好降水排水预案是关键。

　　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在黄泛区展开田野工作，考古队还不得不面对深厚的泥沙沉积。“淤沙层极易塌方，发掘过程中的保护极为重要，要做好抗压工程，防止坍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这将对整个黄泛区考古都有重要参考意义。

　　除了艰难的田野环境，学术观点上的博弈也让“寻商”变得遥不可及。

　　由于邹衡的“先商文化”在豫北冀南地区的观点有诸多考古实物支持，而将目光转向豫东的商丘地区，无异于“叫板”了一大批中国学者。

　　究竟豫东地区是没有商族起源的考古实物，还是暂时没有找到这一地区的考古实物？唐际根也不敢断言。

　　但他认为无论最终能否找到“先商文化”，通过进一步调查和发掘找出豫东地区完整而细密的古文化序列都是有益的。“只要序列完整建立起来，商文化和比商王朝更早的先商文化一定会反映到这条完整序列上，下一步任务只要从中辨识出来。”唐际根说。

　　在现实和理论挑战的大背景下，能不能顺着宋国这个“藤”摸出商这个“瓜”，一切还未可知。“哪怕是折旗而返，前功尽弃，还是要坚持清理至底，一探究竟。”唐际根说，这大概就是考古的永恒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