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提供政策方案，其中一种是长篇报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上台。里根之前的美国总统是卡特。在卡特执政的四年间，美国在世界上连遭挫折，搞得灰头土脸，特别是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几百个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卡特政府为此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结果行动失败。原本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强有力盟国的伊朗变成了一个敌人。后来卡特竞选连任失败，里根竞选总统成功。当时，传统基金会准备了一份长卷，就美国对外对内政策的各个方面，提出他们认为应当重视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的一系列建议。类似的还有胡佛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组织庞大的研究队伍撰写了一本《80年代的美国》，供新一届政府参考。80年代末的时候又撰写了《90年代的美国》。当前美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从现在到2016年11月大选的这段时间内，各家智库都会就美国内政外交的相关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供新一届政府在2017年1月上台时，可以直接拿来参考。另一种是简报。政府官员事务繁忙，没有时间阅读长篇大论的文章，所以智库经常以两三页的篇幅来体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种言简意赅的报告相当于中国的内参，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形成一份简报。

　　三是储备和提供人才。尤其是在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当年跟随小布什从政四到八年的一批官员离开政府后，相当一部分在民主党奥巴马执政期间进入了各家智库。一般而言，这些智库在思想理念上与共和党比较接近，比如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包括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副总统切尼夫妇、前国务卿赖斯等。现在两党的总统竞选人还没有产生，要到2016年七八月份，共和、民主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能正式确定下来。假设最终是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胜出，那么现在的这套政府班子就要大换血——美国换一个总统时，有超过3000个政治任命官员要跟着一块调整，其中很多人就来自智库。这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

　　四是教育功能。比如面向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提供培训。美国有大大小小50个州，来自华盛顿之外的新当选国会议员对于政府体系的运作不一定熟悉。有些智库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办课程。也有通过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发挥某种教育功能的，比如总部设在伦敦的著名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每年都要举办一个重要会议——“香格里拉对话”，地点就在2015年见证了“习马会”历史性时刻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议聚集了来自政府、防务界、学界、媒体的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国防部长、日本防卫相、中国军方代表等等。此外，办刊物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就是这个领域的著名刊物，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士无人不知。再比如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有一份刊物叫《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1924年创办，迄今仍在继续出版，在世界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五种功能，是到议会/国会作证。美国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内有多个常设委员会，依照不同领域成立外交委员会、赋税委员会、政府监督委员会等，在专门委员会下面还设有小组委员会（比如外交委员会下有亚太小组委员会）。不管是常设委员会还是小组委员会，它们都会就有关问题举行听证会。当它们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时，会在国会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前举行听证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智库）去国会作证——就特定问题发表看法。作证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智库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视，因为这能显示它们的地位和价值，同时提高自身的能见度和知名度。

　　六是作为政策制定者发表政策演讲的场所。当政府高层决策者感到需要做一个政策演讲，就某一个问题向国内外的公众、社会表达政府的主张时，很多时候就会把地点选在某一家智库。政策制订者和智库双方都乐意这样做。比如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就争取到好几次这样的机会。2009年，在希拉里·克林顿以美国国务卿身份出访亚洲四国的前夕，就选择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就美国的亚洲政策阐述相关的见解和主张。曾在白宫辅佐奥巴马的托马斯·多尼伦也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在亚洲协会做过政策演讲。2012年，日本曾发生过“购岛（钓鱼岛）”闹剧，发起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是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演讲，宣布这一企图的。

　　不同智库的资金来源不同。一种比较好的财务情况是，一家智库有自己的基金（endowment），往往是有富翁捐了一大笔钱，然后存在银行获取利息或是委托管理公司去投资盈利。如果没有大金主，就必须每年筹集一定数额的经费来维持机构的运作。资金来源是否稳定，对于一家智库能不能持续开展研究工作是关键性的。国外很多智库的总裁，平日最重要的事务就是筹集资金，有了资金才能聘请知名的专家。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非政府性质，一般来自于基金会、公司或者个人，以及出版物的销售收入。而得到政府资助的如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是经国会立法而成立的，经费主要由国会拨款提供，后来从其他渠道也开始筹集一部分资金。还有设在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约翰逊政府时期，目标是使之成为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同样是通过国会立法成立，但多年来国会拨款在该中心预算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如今大概在30%左右。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资金属于个人捐赠，会不会受到捐资人的影响？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很多时候，一家智库接受捐助是有条件的——我欢迎你捐赠资金，但是你不应该告诉我们去研究什么问题，更不能要求我们去发表何种观点或主张。在多数情况下，智库都能较好掌握这方面的尺度。但即便如此，有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于捐资人的压力。小布什执政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邪恶轴心”——伊拉克、伊朗、朝鲜。小布什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负面居多。当时的演讲稿起草人弗洛姆在小布什下台后进入了美国企业研究所。有一次它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国会通过的一项议案，结果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在接到捐助人的“投诉”电话后，研究所总裁决定要他卷铺盖走人。如何在对外标榜的客观性、为社会公共利益而研究的立场与获得资金捐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是一家智库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认识中国、谈论中国方面，国外各家智库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研究是比较客观，还是比较不客观。一家智库要赢得广泛的认可，就必须尽可能地遵循客观研究的原则。2001年，美国一位曾在中国工作的律师出了一本唱衰中国的书，书名为《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一点也不准确，现已成为笑谈。尽管如此，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2015年3月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沈大伟的文章，这位作者被认为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篇文章是他所有文章中最不靠谱的一篇。也有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看待中国时相对更为客观理性。（任晓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北大博雅讲坛第33期——智库与外交的讲演。整理/黄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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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