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对青年价值观的关注与讨论从未止歇：1980年5月，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刊发在《中国青年》上，诚挚抒发了那一代青年的困惑和创伤。转眼之间，改革开放已近40年，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北大心理学学者徐凯文的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引发了一场“北大空心病”的热议，后续争议与讨论仍引人深思。

　　青年价值观近40年来到底经历了哪些变迁？教育和婚姻问题在其中占据着何种位置？通过校园教育，当代教师在科学、人性化地关怀青年一代上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为此，《思想者》特约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范雷副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张娜主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陈一副教授予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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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变迁中的女性因素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因此，离婚对于女性而言越来越普通，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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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诚挚地书写了青年的人生痛苦和创伤，信中这样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此信一经刊登，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青年的人生观大讨论，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30多年后，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作了一个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其引发的热议一直持续至今。徐凯文在这篇演讲中总结说，“一些学生因为价值观缺陷导致了心理障碍”，他称之为“空心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潘晓来信”点燃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自我意识的火苗，徐凯文提到的“空心病”则是当代青年在探索自己生活道路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热点现象。在当代，究竟为谁而活？为怎样的生活而奋斗？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这些很难归纳出一种占据主流的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奋斗的目标如金钱、工作、权力、爱情等，它们无疑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观的体现，而最能证明“为自己而活”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一个例证便是，当代青年女性的个人选择日益增多，生活经历日益多样化——我们的青年女性逐步走出“为他人而活”。下述社会现象就能证明这一点。

　　“剩女”、女博士等女性群体名词的社会污名化

　　有研究已经发现，近30年来，我国男女两性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均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而且当前女性获得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超过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青年女性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自主权，这有助于发展她们的自我意识，使她们真正地为自己而活。

　　女性教育机会的大大提升，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但与此同时，追求自我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也遭到社会污名化的威胁。当代青年女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制订自己的人生计划，探索自己的未来，但由于她们的平均教育程度较其父母大幅度提高，尤其高于她们的母亲，因此，她们不得不甩开以前传统的妇女角色和形象，并且生活规划也不同于她们的母亲。而且，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怀有十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应为家庭而活，这些人会强硬地站到“剩女论”“回归家庭论”的支持队伍中，对于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独立生活但未婚未有感情生活的女性，势必会加以激烈鄙视。

　　婚姻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往的工业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得到广泛认可，而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脱离了单调的家庭环境，女性不得不在外面的社会世界中打拼，在社会环境中，她们不再是女儿、姐妹、妻子，她们的生活和抉择不再直接“为他人而活”，她们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们是一个个体，独自在社会中打拼。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期待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上述社会现象已经表明，在当代青年女性的生活环境里，她们是如何从“为他人而活”逐步演变到“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遇到的危机又有哪些。窥一斑而知全豹，当代青年在探索“究竟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过程中，与青年女性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出个人的意义，有能力探索个人的独特意义，但真的想独一无二时，又很难得到传统的支持，面临的危机又转嫁到了个体身上。

　　上世纪80年代潘晓的困惑，以及如今不少学生不知人生意义在哪里的迷茫，都体现了一种“被迫的自主性”，社会学家鲍曼曾指出现代的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并发展出一个自反性的自我，而这个社会结构便是高等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国家规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当社会制度推动个人选择的增多，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自主自决创造人生意义和人生轨迹时，社会的舆论、对危机的谴责、对个人的污名化等也同样使得个人迷茫，责任也不得不由个人来全部承担。

　　这样狭窄而弯曲的人生道路，青年又能有多少可以顺利通过呢？当下，绝大多数青年会通过从众来实现个人的生活，即对于社会制度的依赖使得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现有的规则、法则度过自己的人生，因此他们在狭窄的人生道路中，只能小心翼翼地拉手前行。

　　当下，笔者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来信”、忧虑“空心病”的学生，不过是期待未来狭路行进的过程中，勇敢者多一些，勇于、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主要特点

　　■与上世纪80年代“潘晓讨论”中将青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讨论则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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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心病”一词的确与价值观有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观念领域的冲突、变化尤为激烈和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到北京大学与广大师生促膝谈心时曾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由《中国青年》读者来信引发的“潘晓讨论”，到心理学学者徐凯文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引发的“空心病”讨论，社会对有关青年价值观的关注从未间断。而青年的价值体系运作机制，也从全社会整体静态调节为主走向青年个人动态调节为主，在社会活力增强、节奏感加快的同时，不安定感和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也上升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潘晓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自上而下发起的，是为解决青年中存在的由理想主义与社会现实较大差距所引发的困惑、失落而展开的。这一讨论涉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各个方面，成为新时期分析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原点。而目前有关“空心病”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延续，它以互联网讨论的形式，聚焦于个体的生存意义，反映出在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背景下青年一代的极度焦虑。两者尽管在讨论内容、形式及社会影响上存在一定差别，但本质上都反映出青年对于所处不同现实社会的敏锐反应，以及对自身价值观的积极思考。而“空心病”的讨论则表现出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的主要特点，即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再思考。

　　“空心病”一词是由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位大学心理咨询师从心理健康角度描述了北大学生中部分存在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等现象，其症状与抑郁症相似，按抑郁症治疗却无效，因此徐凯文将其归因于“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并比喻为“空心病”。

　　如果仅作为一种心理障碍现象，“空心病”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它与价值观缺失相联系并引发网络热议，进而成为社会现象，则表明“空心病”一词的确触动了“价值观”这一社会敏感的神经，即使是反对这一比喻的人也延续价值观话题而反问：“所有的意义，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需要被建构才能出来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必需品？”由此，有无“意义”的问题延伸到要不要“意义”的问题，这就表明“空心病”一词的确与价值观有关，并揭示了代际之间对于“价值观”本身价值的不同看法。

　　青年价值观的矛盾冲突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就价值目标而言，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就价值主体而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化；就价值取向而言，由单一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化；就价值评价而言，由排斥向宽容转化。而否认“意义”有意义、否认“价值观”有价值，也是当前社会价值观方面现实主义、个体本位、价值多元及宽容的极端表现。因此，“空心病”一词所引发的讨论涉及了要不要有价值观、人们目前有没有价值观，以及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讨论是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远离理想主义、群体本位后的再一次思考。

　　青年个体目标与现实社会间的差距加大，通常是青年个体价值观内在冲突形成和加剧的主要原因。青年初涉社会，家庭、学校所要求的价值观、个人目标与其独立生存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就使青年价值观面临多重矛盾并需要自我调适。目前，青年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我期望过高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不足。改革开放为个体发展开拓了较大空间，青年承载家庭和学校期待对自身发展有更高期许，但其最终实现与否依赖于个人能力、自我奋斗和外部环境等多个条件。一旦期望遇阻，便极易产生价值观动摇。

　　第二，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冲突与矛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由集体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团队中的互助合作依然是个体生存的基本原则，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参与社会公益，依然是社会对个体的更高要求。因此，青年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索取间徘徊游离、自我调适的过程，也会对其原有价值观产生影响。

　　第三，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评价多标准考验着青年对自身价值观的调适能力。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日益多元，为青年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可能，以宽容取代排斥来化解多元社会的价值困扰成为人们的对应之策。但在具体环境、具体问题上，社会中的个体仍旧依其价值观作出确定的唯一选择。因此，多元背景下的抉择考验着青年对自身价值观的调适能力。

　　教育问题始终处于关键性位置

　　与“潘晓讨论”中将青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讨论则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其讨论的核心，不只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是围绕焦虑、教育等现实话题而展开。这就构成了“空心病”讨论所表现出的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另一主要特点。

　　在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过程中，教育问题始终处于关键性位置，它一方面被认为是青年价值观出现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解决青年价值观问题的重要途径。

　　将青年问题归因于教育是目前的惯例，它既反映出我国学校教育中的确存在某些问题，也表现出人们对于正规学校教育在青年成长中作用的高度依赖。现代教育制度是基于国家主义的权力要求、平等主义的教育理念和精英主义的利益诱导而建立的。精英主义的利益诱导，对于个体的社会身份获得和社会阶层确实至关重要。当现代教育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命运的时候，它所受到的指责之多也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教育基于考试这一以部分推测全部、以现时推测未来、以虚拟状态规避现实风险的个人特质评价活动，建立了学历制度后，每一次考试的通过都成为个人人生一个小目标的实现。当学历制度因其作为社会快速识别个人能力的工具，而成为连接社会与学校的接口；当考试制度以其在评价、选拔等方面的效率而成为人们获得学历的必要途径后，一条经由学校阶段的考试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未来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低的社会流动捷径，也就形成了。基于考试所形成的一连串由现代教育制度设定的个人目标，最终通过高考实现后，人们才发现教育之外的目标变得更加难以选择。因此，过度依赖教育制度内设定的考试目标，既是教育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是社会自身的问题。此次“空心病”讨论主要集中于“985”“211”学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特征。

　　青年群体价值观的自我调适

　　无论是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远离理想主义、群体本位后的再思考，还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尤其是“教育问题化”，均表明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青年，始终没有停止对于自身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差距的思考，这也是青年价值观作为问题存在的意义和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动力。一般而言，这种思考是个体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但其由个体层面凸显为社会层面，则反映出相关问题的普遍性。在当前社会变迁加速的背景下，关注教育竞争氛围中青年群体的成长，关注老龄化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呼声，关注高成本城市生活中青年群体的负担，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青年群体价值观自我调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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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