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铭记红色历史的‘敲钟人’”

　　——记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

　　樊建川站在建川博物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资料图片）

　　樊建川，1957年9月份出生在四川宜宾，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者。在创办博物馆以前，樊建川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个人资产近30亿元，收藏近现代文物一直是樊建川的爱好。2003年，樊建川竞拍购得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500亩河滩荒地，开始筹建5个抗战主题博物馆。10余年间，樊建川参与设计、建设了30余个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接待参观者超过1000万人次，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今年秋天的一天中午，与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一起在新博物馆踩点的工作人员陆续散去，樊建川沉默地低头看了看手机，又回头和仅剩的一名员工沟通了几句新馆的建造细节。

　　比原定约访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后，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今年夏天因一张在重庆火车站席地而坐候车的照片，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排行榜的新晋“网红”。见到记者后，樊建川说的第一句话却和他的“宝贝”有关，“到明年，改革开放即将40年，我们马上要新开一个有关改革开放的博物馆，目前藏品我已经收了有80万件，这个博物馆是我拼了命也要建成的”。

　　话音刚落，樊建川又低头摆弄起手机，顺便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微博。“我的博物馆聚落从开建至今没有在广告宣传上花过一分钱，有我个人这150万粉丝的微博就够了。”平均每天发微博5条，最多的时候有10条，每条留言都亲自回复，樊建川十分看重自己的微博。

　　采访过程中，樊建川滔滔不绝，但话题始终围绕着他的博物馆。博物馆建设是樊建川的事业，也是他的生活，他自称“馆奴”。“应该有人敲响警钟，让人们铭记历史，而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本着这样的初衷，樊建川倾尽所有，用10多年的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建起了涵盖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红军长征共5个系列30余个博物馆，接待参观者超过1000万人次。

　　“抗战精神属于全民族”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曾彦修曾用一段话描述了樊建川丰富的人生经历：樊建川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做过知青，插过队，又当过兵，还做过高校理论教师，一朝改行从商，进军房地产业。有若干年，房地产日进斗金，几年间富商辈出，樊建川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没想到，事业有成之后的樊建川却把他的事业重心转了个大弯，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聚落方面去了。建造博物馆需要投入可观的时间、资金和经历，多年过去后，樊建川做到了。

　　用樊建川自己的话说，“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人对收藏有一种特别的‘癖好’”。此外，樊建川有着11年的军龄，他的父亲樊忠义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人，樊建川从小就对战争有着天生的关注，将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也是缘于自己的抗战情节。

　　最初，樊建川是在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我的朋友说我是樊傻儿，问我收藏这些东西干啥。”樊建川说，有时连他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但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无论如何也要将抗战收藏进行到底，抗战精神是属于全民族的，我们中华民族又应该是由一个个秉持抗战精神的人组成的！”

　　2003年，樊建川竞拍购得安仁镇500亩河滩荒地，他决定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开放5个抗战题材博物馆。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还有“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现在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有超过30个分馆且数量还在增加，藏品数千万件。

　　樊建川自己的书《大馆奴》里写道：我拼命建馆，坚持做到今天，我想父亲在天堂一定很高兴。父亲，下世再做您的儿子，跟着您去打仗。

　　“收藏文物是一种满足”

　　在樊建川的手腕上，记者看到有一条旧旧的银色手链十分醒目。“我这手链，正好70岁了，10多年前在云南腾冲买的，1944年中印缅战区美军所用。目的在于，万一在战斗中牺牲，肢体破碎，凭手链还能辨别身份。”

　　小到一根手链、一枚印章，大到重达10吨的碉堡残骸，对樊建川而言，藏品无大小，为了寻得收藏，他走南闯北、远渡重洋，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经过10多年的努力，建川博物馆里有了千余万件藏品，展出的部分不到其总藏品的1%。

　　只要眼睛“毒”，破烂堆里也能捡到宝。2014年6月19日，在滇西考察抗战遗址的樊建川偶然发现路边墙角处有一截准备当废物处理的“电线杆”。眼尖的他凭着钢管接头处的痕迹一眼认出这是抗战时期美军铺设的滇缅输油管。兴高采烈的樊建川顺手就在微博里记上一笔：抗战结束，输油管道废弃，人们将其挖出，物尽其用，充当电线杆、房梁。哎呀，作为废铁回炉，抑或充当文物进馆，一眼之差！

　　只要舍得“钻”，废弃支票堆里也能找到文物。2004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位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经过近2个月和对方讨价还价后，樊建川最终将几麻袋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从对方手中收回。

　　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堆支票中研究鉴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100多张非常有价值的支票，其中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亲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999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这笔款项用于救治伤病。“我真是太惊喜了，手都在发抖，后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告诉记者。

　　曾经，凭着一股子志在必得的狠劲，樊建川说自己搞收藏是东一件西一件，单枪匹马地干。在自己有了一定积蓄以后，他觉得可以把曾经的爱好变为一种责任。樊建川逐渐在全国各地都建起了联络站，以便网络化、系统化地收藏文物。“对自己来说，收藏文物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是一种帮助。不管何时，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还是会第一时间前往。”

　　樊建川说，博物馆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有的藏品靠着他上门去讨，但也有不少藏品是“人在馆中坐，物从海外来”。

　　加思是一位新西兰老人，一见到樊建川就“指责”他：“你这馆里有白求恩，为何没有路易·艾黎？”樊建川答：“没有他的文物。”“我给你！”原来，加思是路易·艾黎基金会的发起人。路易·艾黎曾经参与和支持过中国抗战，而且坚持在基层干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值得尊敬。

　　“很多人都是无偿帮助我们，甚至不少人觉得捐文物还不够，还要做一些其他事情。”说起这些，樊建川十分感慨。“讲不完，这些年来，很多人侠义相助，博物馆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的初衷是让文物说话”

　　或许是同军人经历有关，樊建川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儿”，任何事情都愿意做到极致。

　　比如，做了10年房地产商，把企业的名声做到了在全四川响当当，自己还上了胡润排行榜。又比如，终其一生、倾尽所有为自己的博物馆事业奋斗。再比如，他打算将来去世后，要把估算市值80亿元至100亿元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政府。

　　“这件事也不算什么新闻了，但不管什么时候想起这个决定，我都没有后悔过，从决定无偿捐赠那天起，我就觉得轻松了。”樊建川告诉记者，“我的初衷一直没变，就是要让文物说话”。

　　谈到收藏、文物、博物馆，樊建川可以聊到两眼放光，一头扎进博物馆的樊建川又是十分不起眼：一件几十元钱的墨绿色T恤一穿就是好几年，脚上穿着一双简易的凉鞋，手腕上带着一根不起眼的银手链，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酱面配青菜。他就是这样一个简衣素鞋、粗茶淡饭、日夜不休、苦中作乐的“馆奴”。

　　有这样一件事让诗人流沙河记忆犹新，曾有朋友质疑：“樊建川建博物馆可能是捞名声、自我炒作。”流沙河答：“社会上这类事情的确不少，但我凭多次的接触印象，深知他绝非这类人。”

　　“我想，一个战士死在战场上，就是他的归宿。如果我死在了建设博物馆的路上，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事。”樊建川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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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