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在其所著《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如此质问:“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发生80年之后,我们努力来追溯惨案发生之际的国际国内背景,犹豫与抗争,博弈与观望,调停与出卖,无疑能够发现这么一个真理:

　　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保卫人民和平生活的坚强能力,这个国家的人民,只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简而言之:没有大国崛起,哪来小民尊严?

　　一

　　1937年12月12日,就在南京沦陷前一天,日军飞机炸沉了停泊在南京城外长江上的美国“帕奈号”炮舰。

　　后人把这起事件称作“发生在长江上的珍珠港事件”——假若真的如此,历史将会改写,南京大屠杀惨案或许能够避免。但历史无情:珍珠港事件与接踵而来的美国对日宣战,是4年后的事情了。

　　日本人是用偷袭手法炸沉“帕奈号”的。在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日军飞机俯冲而来,实施轰炸,“帕奈号”3人死亡,48人受伤。当时,三面大型美国国旗明显地悬挂在船上,而且天气晴好,能见度高。

　　当时正好有一位名叫艾利的摄影师在“帕奈号”上,他用4500尺胶卷拍摄了事件的全过程:飞机逼近时的镜头,在飞机呼啸于头顶时闪避开以策安全,后又冲出去纪录飞机攻击造成的破坏。1938年1月版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刊登了关于“帕奈号”被袭击的专题报道,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帕奈号”是一艘小炮艇,在南京即将沦陷之际,来护送城内的美国侨民。当时的新闻说:船上的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会遭到无端攻击。有人推测,日本当时已经与美国宣战。

　　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日本的蓄意攻击。《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写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海军从上海发来的一封报告,该报告说,对帕奈号的攻击是肆无忌惮的。更重要的是,海军情报部门截收到并破译了一份给日本联合舰队的密电,表明这次攻击是由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上的一名军官事先策划的。”

　　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伎俩:冒险,试探。用火力侦察的手段,试探美国的远东政策,试探美国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反应。袭击结束,日本政府马上表态:绝非蓄意而为,日方承担事故责任,并迅速向美国政府签发了220万美元的补偿费用。

　　美国人怎么应对?罗斯福很愤怒,美国政府内部要求对日开战、制裁日本的呼声一度也很激烈。“帕奈号”事件前一周,日军还袭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罗斯福召见了英国驻美大使,建议两国联合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切断日本的原料供应,但后者没同意,说这可能导致战争。罗斯福要求采取经济手段制裁日本的强硬主张,也最终被否定,美国政府认为:采取经济手段制裁日本,仍具有冒险性,且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它所使用的废钢铁、石油、精炼汽油等战争物资几乎全部从美国进口,双方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中国,与日本开战是非常不值得的。

　　这一年的12月25日,西方圣诞节,华盛顿正式接受了日本“真诚”的道歉,日本摸准了英、美的底牌。此事完结。

　　此时,南京已成人间地狱,恐怖的屠杀已持续两周。屠杀仍将持续。

　　二

　　1937年11月3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开幕。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此寄予厚望:呼吁国际力量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化解中国的危机。

　　当时,淞沪抗战已持续3个月,战场尸山血海,陷入胶着。但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严峻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中国军队从战场全线撤退,4天后,上海失守。日军兵锋,直指南京。

　　形势岌岌可危,万里之外,《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进展如何?

　　早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就曾谋求过国际社会的外交调停,力求通过国际力量将战争局限在局部范围内。在布鲁塞尔,中国代表顾维钧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恳请各国在道义、物质和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对中国提供援助,可是应者寥寥。著名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一书中写道:

　　“《九国公约》缔约国中、美、英、法、意、比、荷、葡,以及后来加入的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还有特邀国苏联等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日本1933年就退出了九国公约组织,当下,日本和德国已明确宣布拒绝以任何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幕,英美等国就相互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说服了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出面主持会议,但各成员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议题并不感兴趣……

　　“各国代表中除了苏联赞同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外,其余各国都有怕得罪日本的理由。英国认为他们防范的重点是欧洲的法西斯势力而不是亚太地区,况且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与日本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对日本施加谴责制裁的问题上英国绝不带头。法国的担心是,如果谴责日本,很可能带来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后果。美国人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立场,就是既不跑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当‘英国风筝上的尾巴’随风摇摆。只谈亚洲和平,不谈对日制裁；至于意大利,其本身就是日本的盟友,不仅反对制裁日本,而且还极力为日本辩护。”

　　11月24日,日军正一步步紧逼南京。在欧洲,经过3个星期的空谈后,布鲁塞尔会议开不下去了,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只是泛泛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国民政府的代表,甚至都没能说服各国“把日本定为侵略国”。日本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之悲哀,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恶邻的全面入侵,一边抵抗,一边四处谋求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干涉。在日军逼近南京之际,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困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

　　“蒋介石知道,放弃首都将是一个难以洗刷的耻辱。但他必须撤退,同时又想表明,首都曾发生过一场浴血奋战,守城军队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寡不敌众。这不仅事关荣誉,也是一场公关……11月跨向12月之际,蒋介石拼死抵抗,企图阻止似乎无法避免的南京沦陷。他电告斯大林,请求其派遣部队前来帮助中国。斯大林以无意在中国发动地面战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南京,正在走向一个残酷的冬天。

　　三

　　1937年12月6日,当时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了密谈,结果失望而归。翌日凌晨5点,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飞离南京,8年后,他们才回到这个城市。

　　在寻求国际组织和苏联援助的同时,中日之间通过中间人的一场秘密谈判,也在进行,中间人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三方各有诉求:德国人想把中国拉入反苏反共阵容；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在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恶名的前提下,让被占领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日本的统治；而国民政府一直心存侥幸,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定。蒋介石满心希望通过谈判,延缓日本人对南京的进攻,中方能抓紧时间把部队再整顿充实一下。但日方通过德国人传递过来的条件太过耻辱,国民政府不愿接受,日本人则威胁: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一直进行战争到中国崩溃为止,那时的条件就大大加重。

　　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让陶德曼提醒日本人,大意是不要欺人太甚,如果国民政府真的被日本人打垮了,“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出自《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人不耐烦了,他们一直习惯将军事摧毁与政治迫降结合在一起,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是否存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可以谈。但是这个信息通过德国人传递过去后,日本人的态度却变了,他们的回复是,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胜利”之后再谈吧,潜台词是:攻占了南京,中国人还不屈服?

　　首都被攻占,对一个国家的士气打击,可想而知。民国人士陈存仁抗战时期滞留上海,把亲身经历,写进了《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他这么回忆南京沦陷后的上海市民心态:

　　“南京沦陷之时,一场大屠杀,不但上海报纸大登特登,外籍记者更纷纷拍电报发向世界各地,把日本军人奸淫掠杀的情况描述得非常详细,各国外电都译成中文再转刊在上海报纸,大家看了都咬牙切齿,格外增加了对日军的仇恨。日本人对这事也慌了手脚,为了转移各界人士的视线,忽然公布一张进军南京所获枪炮军器的数字报告……这段新闻公布之后,有识之士就想到这些数字不甚可靠,但普通人不懂军事,算不出军队应该有多少武器,只知这大批军器被日军掳去,抗战的希望更渺小了。日本人这种宣传,打击了中国人的人心,大家细细一研究,觉得战事再也打不下去了。向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宣传,大家总是不睬不理,充耳不闻,唯有这段新闻公布之后,无不关注,没有一个人不沮丧到心灰意懒。这时节租界上还有船只往来香港上海,因而出逃上海的人更多。”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认为中国“弱”。根据日本人的强盗逻辑:要让弱者臣服强者,就要让弱者感到恐惧,通过残酷杀戮,让弱者明白,屈膝跪下,才能活命。

　　日本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后来又宣布半年灭亡中国,但淞沪抗战,就持续了3个月。日本人急着征服中国,通过在中国首都进行恐怖大屠杀,来彻底摧毁这个贫弱国家的抗战心理——这就是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的所谓“强者法则”。

　　四

　　1937年12月11日拂晓,当时中国精锐部队教导总队在南京光华门的激战中,俘虏了一名日军。

　　黄埔10期毕业生、时任教导总队参谋处第一课作战参谋刘庸诚,在“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系列丛书《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中,详细记载这个过程:

　　“谢团长亲自率一排英勇的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向敌兵射击,多数均立遭击毙。其中有一名未死,当即用担架把他抬到富贵山地下室的门口。本着国际红十字会优待俘虏的仁爱精神,总部参谋处电召医务所(即裹伤所)派医官前来给予治疗。但经派日语翻译去询问,他闭口不言。12月12日薄暮撤退时,他盖着灰色军毯,安然地睡在地下。”

　　在这篇题为《南京抗战纪要》的回忆文章中,刘庸诚两次提到这个日本俘虏,在他离开战场撤往长江时,在地下室出口处,看见那个躺在地下的日军俘虏,“盖着一床军毯,纹丝不动,没有任何人去伤害他。”而就在同一时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命令内容简单明了:“杀掉全部俘虏!”

　　不知道那个被中国军队俘虏但未受到任何伤害的日军士兵,是否伤愈后也参加了南京大屠杀……

　　对于中国军人来说,南京是一座不得不守但注定要丢失的城市,他们进行了悲壮的抵抗；对于日本军人来说,南京是一座他们垂涎三尺的用来震慑中国人的“战利品”,震慑手法,就是屠杀。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任何一国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屠杀。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他诡辩说自己并不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把责任推给一些情绪失控的士兵和军官,“这是十分遗憾的,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在法官的追问下,松井石根改口说自己从宪兵那里知道发生了杀戮的消息,但同时又辩解:“我派遣了宪兵维持秩序。”但证据显示:南京大屠杀时,城里仅有17名日本宪兵,而且,这些宪兵非但没有制止任何日军暴行,而且他们也加入了施暴的行列,抢劫,从强盗士兵手中进行第二次抢劫。至此,松井石根再无言以对。他忘记了,进攻南京前,他下发了这样的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在南京大屠杀11年后,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

　　集体屠杀、杀人竞赛、不分昼夜地强奸……日本人性格中的残暴部分,在80年前的南京,展露无遗。当时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杀害平民,不但不会被追究任何责任,甚至还会被鼓励,被宣扬为武士道精神体现。富有良知的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生前如此评论武士道精神:“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家永三郎还特地提到了日本军人的“军刀崇拜”。史料显示:日军中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少尉必须当众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在南京杀人最多的是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而中岛今朝吾身为中将师团长,也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这是何等疯狂的示范……他的日记还写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80年后,再看到这冷冰冰的“处理”二字,怎不悲愤莫名?

　　80年前,在南京的日军,个个都是罪人。

　　遗憾的是,中岛今朝吾逃过了绞刑架,他在中国引渡前病死了。

　　五

　　2017年12月13日,有一张图在网上刷屏了:两个同龄的中国女孩,一个在1937年的南京废墟中逃难时逃掉了鞋子,一个在今天繁华的南京,穿着温暖的羽绒服和靴子。她俩伸手相望,一行字是:“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

　　8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反而让中国人意识到:抗日,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还好,文明和正义,与中国同在。当英、美、苏联等国也终于被法西斯拖入战火时,他们明白了:绥靖,孤立,冷漠,旁观……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获得安全。在法西斯野兽面前,大家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吾辈当自强,自己命运,必须自己掌握；锦绣年华,必须自己创造。今天回忆80年前中华民族苦难的一幕,中国人说得最多的是“和平”,这正是最大的历史启示:

　　国家若无保护和平的能力,又哪敢奢谈和平?!（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