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于今年4月出版。作为一部编年性质的专业史，这部书虽然只是为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史实，不作为论述和分析，但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新闻事业的“知识运河”。这条“知识运河”的起点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封建官报”——“开元杂报”的出现，终点则是2016年12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东方早报》休刊”（其原有内容移至澎湃新闻网）。这条“知识运河”用340万字篇幅记述从公元713年到2016年超过1300年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漫长画卷，为广大历史文化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和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可供翻检和参考的工具书，具有较高使用价值、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方汉奇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果将《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视为千年中国新闻事业的“知识运河”，那么，作为读者，游览此条“知识运河”可能收获什么？
读者可以顺流而下——通读《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在分科治学“术业有专攻”的今天，研究报刊的学者可能不关心广播电视的演变，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可能不了解报刊的兴衰，但是，眼光若只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显然不利于丰富学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想象力。若能够不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从公元713年出发，按照时间由古至今从《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这条“知识运河”顺流而下至2016年，逐个欣赏“知识运河”中出现的所有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航船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各异风姿，从而使千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全局”了然于胸，以此再来观照自己研究方向的“局部”，无疑有助于丰富学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想象力。
读者可以分门别类——搜读《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我国最重要的五大水系，那么，作为“知识运河”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则梳理了千年中国新闻事业演进的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等五大脉络。这五大脉络构成了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知识运河”河水的五种主要成分。读者可以借鉴苏轼的读书方法，对于千年中国新闻事业演进的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进行细致的辨析。
读者可以探幽索微——研读《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是研究著作，关于这一点，早在2000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一版）问世时，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就指出过。在编纂《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时，写作团队特别注意吸收新闻传播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方汉奇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记载：2015年11月28日（下午）“根据刚收到的王绿萍写的有关《重庆日报》的新著，订正旧版《编年史》中有关《重庆日报》的一小段材料”。这提示读者需要注意《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一版”与“第二版”中相同内容（713年至1997年）的细微“不同之处”。类似于对这种细微“不同之处”的探幽索微，读者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充分认识由33位作者合力开凿的中国新闻事业的“知识运河”的学术价值。
本书第一版记述的内容时间下限截至1997年，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新闻传媒事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媒体突飞猛进，发生在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大事层出不穷，增加1998年至2016年发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领域的重要事项，非常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版的推出正逢其时。面对浩瀚的资料，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其实考验的也是作者们的历史观、学术素养及判断能力。每个人因学识背景的不同自然会有所侧重，其难度可想而知。
读者泛舟于千年中国新闻事业的“知识运河”之上，以“通读”获悉宏观上对于千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全局在胸”，以“搜读”获得中观上对于千年中国新闻事业演进脉络的线索图绘，以“研读”获致微观上对于千年中国新闻事业“知识运河”的“水质品鉴”，不亦远乎？不亦宜乎？不亦乐乎？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知识运河”》，转发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