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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9版

任继周:“草人”不老

2023-11-03 11:58:3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9版

  ▲2000年,任继周在贵州调研。新华社资料片

  ▲2023年,任继周在家中接受专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的房间里还不止一个——“你看,我家里哪都有钟”。在北京一栋老小区的居所中,即将于11月7日迎来99周岁生日的任继周说。他拿起桌上一个小巧的电子计时器,“好像有个钟,我就有点依靠,有点意思,不然就没着没落似的。时间在我身体里头很具体,总感觉今天要做点事,空空地过去是不行的。”

  一辈子跟“草”打交道,这位自称“草人”的草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保持着一种惊人的旺盛生命力。在近一个世纪中,他历经战乱、动荡与创业维艰,“要是心眼小一点,早活不成了”。但无论外界如何纷繁复杂,无论身处逆境顺境,他自己的秩序屹立不倒。

  99岁的人了,身体早不复当年翻山越岭做科考调研时的强健。任继周直白地说自己“生理机能全面衰退”。特别是近3年,走路越来越吃力,窒息性哮喘和肺炎让他的记忆力和听力严重受损,黄斑病让他的视力严重下降。跟人对话时,他用听力更好的右耳靠近说话人,镜片后面,深灰色的眼睛直视着前方。

  不得不给自己“减负”。“减负”后的任继周每天7点左右起床,一天工作5小时。发现每次工作超过50分钟,血压就开始飚高,“我就定时钟!”任继周很满意地摸摸手里的计时器,演示如何定倒计时,闹钟一响,保姆听到就来喊他休息一下。这两年,他的许多工作——编书、写文章、思考、学习,与同道邮件往来、探讨学术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完成的。

  哥哥任继愈是著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年长任继周8岁,“亦兄亦父,亦师亦友”,是他心里“神仙一样”的人。任继周上初中头一天,任继愈送他去学校,给弟弟定下“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引领,分秒必争”的座右铭,要他学习管理自己,并且每天写日记,不能间断。

  任继周记得,哥哥常说,懒为万恶之源,救懒之道,是对社会常怀感恩之心,焚膏继晷,勤奋进取。

  “他的话我都听。”任继周一辈子没懒过。一生中的每个阶段,他都给自己订了计划,直到如今,“我还有计划,要一个一个地写。”除了“文革”时期,他每天都写日记,记录日程和思考,检查计划进度。

  任继周最新交付的工作,是由他担纲主编的新书《中国农业伦理学》。10月21日,“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办,这部书在会上首发。全国各地几十所草业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技术推广部门及草业企业负责人,草业界的学者专家等千余人齐聚兰大,参加这次研讨会,近3万人在线参会。任继周通过视频全程参加了开幕式。

  “草地农业”“草业科学”“农业伦理学”……他奉献毕生精力的学科与事业几乎不被大众了解,但在业内,任继周早已声名赫赫。新中国草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几乎每段路,都印着他的脚印。

  70多年前,目睹国人吃不饱饭、体质孱弱,有学者走向稻田麦地,而任继周走向了喂养牛羊的草原。

  他是中国草业科学与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草业科学领域的首位院士;他创办了中国农业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草原系和第一个草业学院,是中国首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他编写的《草原学》教材,被原农业部选作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研制出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他综合提炼出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发展模式,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他组建了国内最早的草坪研发团队,为北京亚运会建植了足球场主场地;90岁时,他又在全国首开农业伦理学课程,主持编写教材,开创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继续为后来者破题开路……

  任继周说,自己就像草一样,是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见缝插针,不与人争,“我就坐我的冷板凳”。

  在宽广处和狭窄处都能生长,软薄如纸,却能钻透岩石。青草的词典里,没有空虚,没有迷茫,没有畏缩,只有生生不息,只有坚定无畏而安静地生长。“草人”的词典里,同样如此。

  “草很要紧啊!什么地方都能长草。我写过一首小诗,说: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许多倍于株高的地方。”任继周说,“真是这样,草的根一般都比地面部分高,苜蓿的根可以长80米。很多树的根不深,风一吹就倒。草,你放心!”

  任继周自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就是老老实实,做有一点深度的事。”他用自己的人生向人们示范了,如何用一株劲草的姿态度过一生。

“你口气不小!”

  1924年,任继周生于山东。因为战乱,1937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家人辗转鲁鄂川渝,一路颠沛流离,在5所学校里念完中学。

  印象很深的,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人人都吃不饱。“盛米饭的小碗这么大”,任继周两手比出一个苹果大小的圆。印象更深的,是难得有同学花私房钱,买来长了点白毛的榨菜,大家吃了都没事,他吃了却得了长达两年的痢疾,骨瘦如柴。

  1943年,任继周要考大学,已经读完硕士、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的哥哥任继愈说自己学的哲学虚了点,建议弟弟读点“实”的。

  于是,19岁的年轻人在认真思考后,郑重填报了三个志愿:国立中央大学的畜牧兽医系、地质系和化学系。“畜牧兽医是第一志愿。中国人当时的营养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我认为最紧要的就是改善国民营养,让大家都能吃肉喝奶,我想过毕业后去搞牧场。”任继周回忆。

  畜牧兽医系是冷门院系,多数考生都是调剂来的。入学面试时,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冯泽芳问任继周,你这样好的成绩,为什么要报畜牧兽医系?

  “我说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他哈哈一笑,‘你口气不小!’”说着80年前的往事,99岁的任继周流露出怀念的神情,“他是用肯定、鼓励的语气,跟我这样说的。”

  这是任继周在人生立志之初,做出的第一个重要抉择。

  和哥哥任继愈一样,兄弟二人面对人生重大抉择,都跟随本心,结合各自对国家前途的思索,选择了一条跟多数人不同的路。

  任继愈在北大读哲学,入学时本来就只有十几个同学,毕业时仅剩3人。任继周学畜牧,入学时有四十来个同学,毕业时只剩下8人。

  报考哲学时,任继愈心里很清楚这个专业的冷僻,既难学,也难找到合适工作,但他“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抗战爆发后,学校南迁,由湖南到云南的一段路,他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了两个多月,“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与真理,如何与广大农民和农村发生关系?青年任继愈找到了自己的“大问题”,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周学畜牧专业,也一刻没忘记自己的“大问题”:如何通过所学,改善国人的体质。

  国家不能这样穷,国民不能这样弱。在大学里,任继周遇到了更多“同道”师友,他们时时刻刻想的都是怎么让国家强大、让人民富起来,带着这样的志向,走出各自的人生之路。

  “我有两个非常好的老师,一个是盛彤笙,一个是王栋。”任继周说。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王栋,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报国之心,在大洋上漂荡了40多天,回到炮火纷飞的祖国从教。任继周师从王栋,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看到王栋在自己编撰的教材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肉皆是草”。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盛彤笙,早年留德,取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出人意料地又攻读了兽医学博士,并选择以此为业。任继周说,在当年,盛彤笙本可以凭借留德医学博士的头衔,立足上流社会,但他却“倒行逆施”。“他为的什么?也是为改善国民营养。他也穷,也身体不好,也认为国人食物构成中,动物性蛋白质太少,要多吃肉、多喝奶,从兽医学切入农业畜牧业,我们两代人一下子凑一块儿了。”

  任继周说,盛彤笙的举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他“自省的镜子”。“这面镜子洞彻人生鹄的,直奔终极理想,并忠于为到达此理想的行为准绳”,也因此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出乎“常理”。

  如此说来,任继周从不是一株孤独的青草。他和一代代爱国学者们,都如青草般用力地生长,无悔地化泥,代代相传,生生不已,众草如此,方有草原。

  1948年,任继周大学毕业时,盛彤笙正在兰州筹建国立兽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此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们在抗战胜利后纷纷“孔雀东南飞”,盛彤笙却跑到闭塞的西北办学。急需草原专业人才,他请王栋推荐学生,王栋推荐了任继周。

  任继周临行前,王栋亲笔给他写下一副赠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死也要前进”

  说任继周像“劲草”,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股韧劲,疾风吹不倒,到哪都能萌发,受了伤也能迅速复苏。这股劲儿使任继周自信无畏,乐观豁达。

  当年的西北,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在这种环境里,任继周的韧劲显出了作用。1950年,他带着妻子奔赴兰州,到兰州不久,就去考察草原。“出去一看,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草原,而且是各种类型的。”任继周说。

  他在日记里记录:“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

  之后几年,任继周跑遍西部数省的草原,一年跑破一双翻毛皮靴。他的草业科学事业就是从那时起,一步步跑出来的。

  在当年的西北,草原调研可不容易。交通不便,任继周骑过马、骑过驴、骑过骆驼。毛驴爱溜着路边走路,有时路边是山岩,一路磨着任继周的腿,有时路边是悬崖,让人胆战心惊。

  草原上的虱子无孔不入,任继周用各种杀虫剂泡过线衣、线裤,晒干了,贴着身穿。

  新中国成立头几年的西北,山里有土匪出没,民族关系也很紧张。任继周去一些地区调查,需要背着枪的藏族民兵护送。“有一次,我在草原上检查草地、采集样本,陪着我的藏民非常紧张,一直牵着两匹马跟在我身后,说马不能栓,万一有情况,我们上马就得走。”他说着往事,笑起来,“怪得很,我很平静,觉得无所谓。”

  只做流动调查还不够,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继周决定设立固定研究点,进行定点观测。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但他就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乌鞘岭上,建起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

  起初,试验站不过是两顶帆布帐篷,一顶住人,一顶做试验。在6月结冰的高山上,任继周带着几个学生,“师生同薄帐,互道不觉寒”,他在诗中说,“天冷心中热,学子恋草原”。

  “我迷上这个草原了。”回忆当年,任继周说。他当时每周一二三在兰州教书,四五六日跑到草原试验站搞科研。

  试验站人迹罕至,夜里常听得到狼嚎,晨间有时还会在雪地上发现绕行帐篷的熊掌印。“怪得很,我不害怕。我在那环境里头特别沉浸,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很平静。”任继周说。几十年后,他怀念当年的祁连雪山和月光,说“冷月幽光照雪峰,夜半狼嚎千山静”。

  “文革”中,任继周陷入旋涡,他的韧劲又显出了作用。在混乱中重整自己的秩序,他决心寻找自己的“安全岛”。“首先,把草原科学确定为我的心灵安全岛,力求做到专业以外,任凭风吹雨打,心无旁骛。”任继周在日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老师、学生把书当废纸卖掉,任继周从废纸摊上捡回来两本。他心头有苦闷,但从没有丧气和绝望。他总记得,哥哥任继愈跟他说过的话:逆流不会长久,历史总是前进的。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任继周作为代表参会,这一年,他54岁了。“草虫僵卧闻惊雷”,大地回春,还在开会期间,他就迫不及待找到有关领导,建议办一个草地生态研究所。第二年,他又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

  “生态”在当年还是个新鲜词。今天,人们认为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起源于1981年“中国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而任继周在此前两年,便将“生态”的理念引入了农业科研。

  回首一生,任继周说自己一辈子都没有颓唐过,总是精神昂扬。“我现在年纪大了,看到前景完不成,可以悲观,也可以不悲观。不悲观的意思就是历史总是在前进,谁也挡不住。我对这点有信心。事情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往前进想,你就乐观。我哥哥告诉我的,还有我自己的信心,都是一定要前进,死也要前进。”他爽朗地笑出声音。

“草人形状”

  有一次,央视记者采访任继周,问他是怎么克服困难扎根西北几十载的。任继周说:“没有困难,我在那住着好好的。”

  他有过无数次机会离开西北,去国外,去大城市。

  1981年,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请任继周去工作,待遇优渥,并且连他妻子的工作都给安排好了。也是这一年,他呼吁了3年的研究所通过审批——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成立,给了10个人编制和10万元经费。“我哪也不去,再困难,拼命干,也得把这个研究所办起来。”任继周说。

  就是这个初创时人丁寥寥,所址落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看台下运动员休息室里的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在全国上千家地级农业研究院所评估中,名列第14;第二个五年,名列第9。

  上世纪90年代,向任继周发出邀请的院校机构更多了,有高校承诺给他提供别墅和一年24万元的津贴。这些邀请,任继周一一谢绝,“我哪儿都不去,就想留在祖国,留在西北。”

  七十多岁时,任继周还常奔波在草野。有学生记得,外出考察走山路,很多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

  现在,由于健康原因,任继周离开西北,定居北京,却也时常恋念草原,仍然是“暂住”的临时户口。

  有一年,他因病住院20多天。独卧于病榻,窗外沙沙的车声让他想起在草原野宿时,风吹雨洒在帐篷上的声音。似睡似醒中,这声音把他带回了草原,他觉得自己又静卧在那草原风雨中的帐篷里了,正被风雨击打帐篷的声音裹挟,融入浩渺无垠的天地间。

  “入关复出关,独怜原上草。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莫学市廛儿,矜夸东南好。”任继周写过一首题为“草人形状”的诗。

  “草人”是什么形状呢?

  任继周说:“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而是‘戈壁风’‘大漠道’,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我更钟情于漠漠草原的雄浑风光,它所蕴藏的壮美情怀足够我草人终生陶醉。”

“草人忧地”

  “那时候,我急着想走出校园,想尽快走出校园。”谈起1978年科学大会后的心情,任继周说。

  从考大学时立志改善国人营养结构,而选择学习畜牧业起,他关心的就不止是知识,更是如何以所学服务国家和人民。

  数小时采访中,任继周的讲述一直很平静,却在提及60多年前,亲眼目睹的农牧民穷苦处境时,瞬间红了眼眶,语不成声。

  他分析农牧区的贫困,认为一个重要根结出在长期以来“以粮为纲”的瘸腿农业结构上。

  从秦代商鞅的“垦草”种粮、汉代的“辟土殖谷曰农”讲起,任继周解释了“以粮为纲”的历史由来,指出中国传统的粮食观把“粮食”等同于食物,传统农业结构只注重谷物生产,把动物生产视为“副业”,也把土地资源局限于占国土面积11%的耕地,使其受到超负荷压力,而近90%的国土——包括比耕地面积大三倍的草地,则未被充分利用。

  他立下新的志向:以融合农区和牧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改变传统农业结构,从而改变国民的食物结构——“光吃五谷杂粮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强壮的强国国民的”。

  草原生态研究所成立后,任继周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试验地。

  在北方,他们在甘肃庆阳建立黄土高原试验站,使用耕地面积的18%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种草养畜。“5年下来,粮食单产增加60%,总产增加40%,畜产品增加了一倍。农民收入增加一倍还多。”任继周说。

  在用地更紧张、被认为不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南方,他们在贵州探索出“灼圃模式”“晴隆模式”等草地畜牧业发展模式,至今仍造福着当地农户,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扶贫开发。

  2011年,常年辗转于穷乡僻壤的任继周,因为“贫困地区草地畜牧业研究”荣获国务院扶贫办“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

  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任继周发现“技术的难题刃迎缕解,文化的变革任重道远”。他感到困惑:“很多技术成果如今仍然适用,但为什么往往草地农业施行的进度并不理想?”

  1998年,是任继周投身草业科学的50周年。彼时,他当选院士不到3年,正值个人声名显赫之际。但这一年,74岁的任继周却数次流露出此前罕见的低落与忧虑:“困顿于‘以粮为纲’和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城之下,略无进展,不能成寐”,“悲时光之速逝,感所学之难成”,“惊韶华之易逝,感事业之难成”。

  读到数学家华罗庚说的,作为科学家“树老忌空,人老忌松”,他觉得自己既“空”又“松”,几乎走上了学术的死胡同。

  “乘改革之新风,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总体看来,进展缓慢,我们的学术核心思想,草地农业系统,远未取得社会充分理解。草地农业系统的落实,更渺茫难期。”任继周写道,“唯有深自反省,感恩时代赐予的宽恕与困厄,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跨越学术低潮。”

  任继周最感忧虑的,始终是“以粮为纲”的惯性思维。他说自己是“草人忧地”,一再提醒人们,粮食安全不能走老路,农业结构还需改革。

  “我们明朝才8000万人口,新中国建国初期4.5亿,现在14亿了,而水土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不够了啊,不能再搞单一粮食生产了。”任继周说。

  采访中,他反复强调解决农业发展问题,需要把耕地农业转变成草地农业,同时保持开放,发展国际陆海农业系统。

  2000年后,任继周年事已高,日渐难以躬亲参与野外工作,他转入书斋,从“以粮为纲”是怎么来的开始,对几十年科研实践中的郁结进行深入探源。

  因为有大量亲身实践,他越来越笃定,单一的自然科学框架无法解开他的困惑,要改变农业结构,就不得不进入文化范畴,对传统农业文化加以探究,而在研究农业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他转入了农业伦理学研究。

  任继周认为:调整自然生态系统,解决的是科学的“是与非”问题;而这个系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用,是“对与错”的问题。当下紧要的农业问题,不是科技不够,而是缺乏伦理关怀。

  他进一步发现,在中国,医学、商业、工程、生态等学科都有自己的伦理学,但“中国的农业大学竟没有一家开设农业伦理学课程”。

  任继周下定决心,建立中国农业伦理学。

  有的人在任何年纪都能重新启程。2003年,任继周为年轻学子们写过这样一首小诗:“生命与路相约,走吧!哪怕是崎岖的路,艰难的路。走,哪怕还没有路!”

  2018年,是任继周从业70周年。他说自己是“踉跄跬步”“老牛破车”地又过了十年,但其实,这些年,他简直如一团绿色的火,在快车道上“狂飙”。

  2012年底,任继周抱病写成《草业科学论纲》,总结实践中的历史教训,他说这是一本“不可行性报告”,希望引起相关人员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老人向后来人乞求眷顾”。

  2013年,经过3年多编撰,他主编的《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出版。

  2014年,经过十余年积累,90岁的任继周在兰州大学开设了全国首门“农业伦理学”。第一堂课,他全程站立,讲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任继周积极筹备农业伦理学学会,组织编写教材。

  2016年冬,他在一场大病后瘦了12公斤,深感余年紧迫,立即组织同仁编写《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

  “不累吗?”

  “累啊,走路都走不动,坐也坐不住,坐一会儿躺一会儿。”任继周说。

  两年后,《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出版。94岁的任继周喜极欲泣,“我们毕竟有了一部属于中国自己农业伦理学的学术专著”。

  随后,他转身编起2021年出版的大学通识读本《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和最近刚刚出版的《中国农业伦理学》。

  没人给任继周布置任务。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一个立志为国为民为真理奉献自己的爱国学者的拳拳之心。

“郑重拜托了!”

  任继周的书房内,挂着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

  那是他当选院士后的第二年,任继愈看到弟弟忙得一塌糊涂,专门写给他的。

  就像半个世纪前,哥哥送弟弟上学,为弟弟定下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这副对联成了任继周晚年的座右铭,提醒他不管外界如何纷杂,内心都要平静,胸襟开阔,虚心无我。

  这些年,哥哥走了,老伴走了,自己老了,老学生们也已一头霜发,但草业科学是“日新又新”的事业。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常智慧,收到过任继周的这样一封邮件:“我想请教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5G得到一点什么进步?5G对农牧业有何影响?我很亲近的人告诉我,不要找新麻烦了,这样大的年纪,就像现在这样能用电脑安安静静地工作下去,就很好了。我基本相信这句话,但抱有一线希望。如有,请给以指点。”

  又有一回,任继周问他:“什么是元宇宙?你们年轻人用元宇宙吗?”

  今年年初,任继周还启用了公众号“草人说话”,与外界交流。

  哥哥任继愈说过:“既然生为一个人,就要认真去做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活着,就要不失时机地为别人、为未来的社会尽力。”

  他们两兄弟的确都是这样做的。

  “我哥哥对我的教育,是对社会要有责任心,从社会舀一瓢水,就要还回一桶。”任继周说。他在数所高校设立了6个草业科学奖学金,累计捐款超过600万元。

  “我有原罪感。”任继周说。

  那是抗战爆发后,任继周读初中头两年的事。有一天,他在校园里看到一队坐在地上的中国伤兵,身上带着各种创伤,有的眼盲了,有的浑身打哆嗦。休息了一会儿,士兵们准备转移,一起身,留下一地血渍。“我难过极了,现在还难受得很。”

  任继周觉得,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先烈的恩赐,只能竭尽所有地工作。然而,人的一生置于历史长河又是多么短暂!任继周说:“耕地农业转变为草地农业,陆地农业转变为陆海农业,完成这两个转变,我就可以瞑目了,不过我这一生是看不到了。”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树立大食物观”首次被纳入“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章节。

  任继周看到,他的一些建议和想法逐渐在现实中落实。“很难,农耕文明的惯性太强了,过去饲料是不能入田的,现在可以入了,让我稍感安慰。”

  他将更多希望交予后辈。在那本他抱病完成的“不可行性报告”《草业科学论纲》的书后,任继周做出这样的嘱托——

  这本书反射了一串步履蹒跚的脚印。这串脚印的行者,曾跨越不同的年代,踏过不同类型的草原,一年一年走过来……但是,道路总是比我们的脚印更长,今后的路就拜托你们了!

  郑重拜托了!

责任编辑: 张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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