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论共产国际》，列宁著，1938年火炬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的十篇文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就会压缩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1.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1、远东局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以维经斯基为主席。上述组成人员除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外，称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是核心组织。6月19日，远东局的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远东局报告工作，必要时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提供咨询；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部工作。

　　由此看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远东局是领导中朝日三国共产党的机构，但实际上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2、远东局成立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冲突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全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时接受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谭平山的建议，派罗易到中国，取代维经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旋即，谭平山又找罗易，认为中国党内的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建议共产国际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

　　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进行“大换班”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4、“共产国际中国局”胎死腹中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罗易于5月25日曾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指责鲍罗廷的主张是“将意味着实际取消共产党”，要求“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5月28日，罗易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出书面报告，认为“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党”。罗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以及它同国民党和鲍罗廷关系问题的明确答复。”罗易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反映他与鲍罗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见引起了重视，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给鲍罗廷、罗易和驻汉口领事柳克斯的电报中要求：“请不要扣押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为了解决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议，决定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5天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然而，在6月3日发生了罗易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他看的事情。罗易此举引起了鲍罗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满，并报告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尽管罗易连电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释，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议。

　　这样，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