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同

　　 政治民主，从本义上来说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和方法。这种形式和方法，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据有关古希腊历史著作的记载，古代雅典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多次改革，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逐渐建立起民主制的城邦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提出，这种城邦形式体现了自由、平等和法治等特性，并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制度是非常粗糙的、残缺不全的。首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奴隶未被当做人来对待，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根本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其次，女人和外邦人虽属自由人，但也不能参加民主政治生活。实际上，只有少数希腊男性自由人才享有公民权，才能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另外，这种政体形式很容易被野心家篡夺，蜕变为僭主统治。

　　到了公元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壮大，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西方政治民主制度才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政治体制。

　　一、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没有统一模式

　　首先要明确指出，国家的政体形式和国家的统治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他们在论述国家问题的时候，混淆了国家的政体形式和统治形式，将实在具体的国家统治制度形而上化、抽象化，借此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妄图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属性，即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的一种手段。

　　15世纪欧洲爆发了两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基督教教会十几个世纪在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垄断地位，为基督教的民族化和民族国家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上帝对社会国家的统治和干预，“从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国家问题”，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契约和人生而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两个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成为当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领导社会的各个阶级开展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情况、经济水平、阶级布局、社会结构、文化基因等条件不同，各国资产阶级在建立民主政权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

　　西方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是英国。13世纪《大宪章》的签订使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获得了限制君权的宪法性权力，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从这一时期开始，英国议会逐渐成为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场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圈地运动使一部分封建贵族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新贵族，在联合新兴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封建势力共同反对封建旧势力的斗争中，通过议会夺取立法权，以限制国王任意征税，也就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围绕立法权和征税权，以国王与旧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以新贵族与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经过一段共和时期、克伦威尔独裁和短暂的君主复辟，封建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达成妥协，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才以保留“虚位”君主、议会掌握立法实权的形式，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从国家政体形式上看，虽属于君主制，而从国家的统治形式上看，则是一种民主制。革命之后，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逐渐失去了统治权力，真正的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包括贵族院（上议院）和平民院（下议院）两院，贵族院的议员不是选举产生的，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等封建贵族组成，平民院是新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议院的力量逐渐减小，下议院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方。这样，资产阶级就通过不断争得议会中的民主权力实现了自己组织政权、发展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场革命打破了封建壁垒，使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得到了政治保障，资本主义得到自由驰骋、安全发展、秩序稳定的政治环境，开创了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

　　继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之后，其北美殖民地提出了独立的要求。18世纪北美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农场主、种植园主等原英国移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武装镇压的高压政策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美国人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赢得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革命之后，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何组织政府的问题上，人们结合美国实际，吸纳和借鉴欧洲大陆现成理论，设计自己的建国方案，以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激进派，分别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不同主张。1786年经过激烈讨论，制宪会议制定了联邦宪法，该宪法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建立了总统制的合众国。

　　18世纪法国继英国、美国之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法国的封建等级制是非常严格的，人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农大众在内的广大劳动者阶层。封建国王则是其政治保护者。受这种社会条件的影响，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除追求自由之外，“人人平等”成为其反封建斗争的核心要求。

　　16到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是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思想渊源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它启迪人们用科学批判神学，用人权反对神权，用民主代替专制。正如恩格斯所言，启蒙运动使“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页）这就为大革命的发生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1789年，由于财政困难，路易十六企图通过召开三级会议，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使国王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在资产阶级的号召和领导下，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随后在制宪会议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生命、自由、财产是人人享有的平等的天赋权利，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这些权利的安全和不受剥夺。这实际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全体人民的愿望提了出来。由于第三等级的构成复杂，各个阶层之间既有相同的利益，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要求，这使得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立宪经历了多次失败与尝试。大资产阶级、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相继上台，制定宪法，但都以失败告终。其后，经过法兰西第一共和、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反复多次，直到1958年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才真正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16到18世纪期间，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得到了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提出了自己的建国要求和治国纲领。这表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时，都离不开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的特色。

　　二、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

　　民主作为一种统治方法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就是要建立一个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政治工具。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也就是根据这个目的为其出谋献策，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制度。

　　两院制的代议制。在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形式组织国家政权，代议民主制是其使社会得以运转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在古代，民主政治采取的是直接民主的形式，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的议事机构。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国家的版图扩大，人口增多，受空间和时间限制，采用直接民主的形式已不可能，因此，体现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组织政权的根本形式。代议制就是人们通过选举选出代表，由代表通过议会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重大事务。西方国家议会一般由两院组成，两院的设置是由各国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如英国设上院、下院，上院是由贵族代表组成，下院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其成员是从有产者当中产生的。美国和英国不同，其两院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由各州选两名代表组成，而众议员则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代议制的根本问题是“谁代表和代表谁”。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初，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选举和被选举代表的资格设立了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英国“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根本政治要求，这本身就说明英国议会只有有产的纳税人才能参加选举和担任代表，在议会中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财产资格才能选举和担任两院的议员，在议会中代表资产阶级表达政治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选举权的范围逐渐扩大。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奴隶获得解放；20世纪，妇女的思想日益解放，开展了争取女权的斗争；工人在觉醒之后，不再采取捣毁机器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和要求，而是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通过罢工和革命等手段争取民主权利。

　　尽管西方国家的妇女、少数民族（包括美国的黑人）和工人都先后取得选举和被选举权，但这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性质。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基本都制定了宪法，实行了“宪政”。各国政府也都宣誓效忠于宪法。所以，无论政府如何变更，具体制度如何变化，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却始终不变，“生命、财产、自由”等“天赋人权”始终被保留。这也就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权始终被保留下来。只要这种社会制度不改变，任何人担任议会代表实际上都只能是为资本主义效力。

　　两党制。资产阶级组织政权，进行统治的另一个关键是它的政党制度。在领导革命取得国家领导权的过程当中，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个阶层都根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在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为了使各自的经济要求能够转变为国家政策并推向全国，利益相同的派别和集团需要联合起来赢得选举，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在产生之初，只是由一些政治主张或经济主张相一致的精英组成，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原先的政治党派开始制定统一的纲领，并建立组织，发展党员，政党制度逐渐形成。

　　两党制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典型，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两党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是两种不同的典范。

　　英国的两党原来是自由党和保守党，后来发展演变为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争夺占有议会多数，掌握内阁统治权。英国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是虚位的，实权掌握在议会手中，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织，其党魁成为内阁首相，主持内阁工作，这样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同时，在议会中赢得少数席位的在野党则组织“影子内阁”，经常攻击多数党的政策方针，随时准备成为执政党。

　　美国是总统制合众国，总统实际上掌握着美国最高的行政统治权力，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除争夺议会席位以外，主要围绕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争得总统职位，从而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为了金钱和依靠金钱”的“金钱政治”。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足够的捐款，才能得到政党的支持。据统计，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开支超过了1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56%；个人、政党和其他组织独立花费了1.92亿美元以上，而2000年是1470万美元。最近的一次总统大选是2012年，总共花费了超过20亿美元，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最昂贵的大选。这些选举所花费的金钱绝大多数都来自各大垄断集团的捐赠。另外，美国院外议员的活动也获得了各种资金支持，这使得总统和议员在决定国家政治走向、制定各种政策时，首先要考虑垄断集团的利益。美国人民到华盛顿白宫门前集会反对华尔街的行动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白宫是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

　　事实证明，在英美国家，虽然两个党派经过选举轮流执政，但不论哪个党派上台，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其矛盾也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尽管在两党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政党，如英国有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英国共产党等，但这些党派都没有权利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议员或总统选举，只能作为两党制的补充而存在。

　　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原则是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划分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权能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提出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封建专制王权的妥协性。在当时这一原则就遭到卢梭的批判。他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分权思想实际就如同将活人割裂成数段的幻术一样虚幻。国家设置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实际是一种职能的分工，而不是权力的分割。如同恩格斯所说“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这个原则之所以被资产阶级采纳，是因为三个机构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正可以保证各种法案都能经过反复考量，以保证确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近代最早采用权力分立原则的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当时的权力分立主要是指立法权和执行权，洛克在《政府论》中曾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在对英国政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法国封建专制时期司法职能被滥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府职能的划分。他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这句话实际从正面说明了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真正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意志。因为，根据前文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和两党制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掌握议会的立法权来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要使该意志能够转变为政策得以推行，其执行权就必须受到立法权的制衡；而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权本身是被分割在两院中，掌握在不同的利益派别手里，为了防止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或立法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宪政制度在同时给予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相对否决权。至于司法权的功能则更加明显，司法部门本身没有创立法律的权力，它必须严格按照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审理案件，尽管美国的最高法院有违宪审查权，但这种权力所要维护的是美国联邦宪法的基本精神，这恰恰是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的。可以看出，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本质不是权力分立，而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政府职能进行的分工和调配。

　　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随时代而演变

　　公元16到18世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摆脱封建割据势力的阻碍，使自己能自由地在市场中致富发财，并得到国家的安全保护。他们要求参与政权的目的也在于此。除此之外，政府最好远离自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必须的恶”就是当时的流行词。因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以扩大立法权、削弱行政权为主，他们认为政府太过强大会危害个人自由。

　　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矛盾增多，这时资产阶级已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中掌握了立法权，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就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实现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以后，他们发现国家不仅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稳定秩序，还必须同时考虑经营、管理社会的整体发展问题。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各个部分得到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实现稳定和进步。因此，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民主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建立庞大的官僚制度、扩大政府职能，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提出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研究政府职能的行政学、管理学随之兴起，政治学成为一门研究国家问题的独立学科，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向新的内容和方式发展。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又提出了实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自由。自由的重心转向社会经济领域，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个性自由等，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新的自由观涵盖了消极和积极两种自由，它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有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永世长存。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改革促使个人获得解放，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实现了快速进步。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总体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掠夺。这就表明其一开始所宣扬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治统治权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掠取财富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此，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人权也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

　　四、结语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是应时而生，适时而变的。它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新秩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得到资产阶级的颂扬和讴歌。

　　但是，对其以人民的名义提出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触动过。由于没有消灭私有制，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的剥削和压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即使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矛盾它也无力解决。因此，尽管资产阶级国家也有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经常处于分裂之中，并不能集中、整合、动员和号令全国力量团结一致解决关系全民族利益的共同事务。这种状况就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痼疾和缺陷。因此，只有依靠一种新的民主制度，才能改变这种状态，这就是无产阶级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已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权利已经由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享有，所建政权的目的已不是保护资产阶级发财的自由。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列宁为建立党内民主所提出的，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宪法原则。我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选择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就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既能够保证个人的各项民主权利，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国家的各项改革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当看到，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新的民主制度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