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中国在自己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穷大方”？其实，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人，周恩来对新中国对外援助有着外交全局的考虑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
曾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周恩来总理分管新中国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那些关于周总理外交智慧、外交艺术的小故事更是俯拾即是、家喻户晓。
重温周恩来外交遗产，重走周恩来的外交足迹，不光是为了缅怀周恩来总理，更在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能从中汲取营养。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很多人对此不解，为什么中国在自己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穷大方”？其实，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人，周恩来对新中国对外援助有着外交全局的考虑。
反复讨论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提起中国的对外援助，最著名的方针是周恩来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出访非洲十国时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这次出访中，周恩来发现，非洲国家普遍因为贫困而接受外援，而美苏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经济援助的名义来控制非洲国家，使非洲国家的经济继续单一化。如何使中国的援助区别于美、苏等国的援助？如何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如何体现援助是相互平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解释。有鉴于此，周恩来在出访加纳时提出并到马里后正式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提出八项原则后，周恩来广泛征求了非洲国家的意见。在马里，针对当时中国对马里工农业项目援助较多的情况，周恩来同凯塔总统畅谈时强调八项原则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不干涉内政。凯塔表示完全赞同八项原则，并将其正式写进两国联合公报中。据当年陪同周恩来访问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孔原回忆：八项原则是周总理在访问过程中边谈边总结，经过反复考虑，同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多次讨论后归纳出来的。这八项原则饱含着他同非洲朋友交换意见的结晶，总结了我国过去接受他国援助的切身体会和教训，赋予了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以经济内涵, 不仅指导了新中国前30年的援外工作,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援外政策的调整与发展贡献了有益的思想养分。
截止1976年，中国已向5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达37.5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西方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
新中国对外援助中最著名的项目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正是这条铁路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的无私性，为中国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坚定支持，加速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
坦、赞两国独立后曾向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美、英、苏等国寻求援助，希望帮助修建铁路，但均告失败。在极度的失望中，坦桑尼亚试探性地对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修建坦赞铁路的愿望。为此，周恩来在做了广泛的调研后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
1965年2月17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在此前的两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3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表示：“我们要有气概帮助非洲兄弟建设，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当尼雷尔提出坦赞铁路的问题时，周恩来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听到中国答应修建坦赞铁路时，尼雷尔兴奋地表示：“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呼吸都不敢呼吸了！”后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一度犹豫，表示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鉴于历史上帝国主义总是在援助的同时附加政治条件，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我们没有任何强加”。1967年，当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周恩来揭开了中国支持修建坦赞铁路的目的：“因为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
中国的坦诚相见使坦赞两国最终下定决心修建坦赞铁路。事实证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使中国赢得了非洲各国坚定而真诚的政治支持。在坦赞铁路通车10周年庆典上，尼雷尔总统表示：“这种感激之情是存在的，而且将存在下去。”卡翁达总统也坦言：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深入而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
援外工作有力配合中国外交大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不遗余力地对亚非国家进行援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革命曾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知恩图报”，新中国成立后也特别强调中国的国际义务。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点国家，为巩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中国不仅援助了其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更是从政治上推迟了与法国建交。在一位非洲领导人表示要感谢中国的帮助时，周恩来说道：谁叫我们先胜利，谁叫我们是大国呢？先胜利的大国就有义务援助后胜利的小国。对此，周恩来解释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中国的支持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的交口称赞，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就曾说过：“几内亚没有一个人不对你们的援助表示满意。”
对外援助是国家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为我国打破帝国主义包围与封锁，确立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苏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中国推行“反霸、反修”的国家战略，在两面作战的情况下，“团结亚非拉”成为中国极重要的战略目标。而对外援助则成为中国联系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周恩来提出在“三五”计划的五大重点方向中,“援外”是仅次于农业和国防的第三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访问亚非欧十四国的报告中，周恩来这样说：“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对于我们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物质援助，没有物质也不行。”针对国内对援助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周恩来特别批评道：穷国也要有穷朋友，帮助人家对双方都有利。
事实上，国际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援外工作，有力配合了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使中国在同时面对美苏两个威胁时，能够打开外交新局面，在亚非广大国家的支持下重逢联合国，并进而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为新中国构建和平的建设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调对外援助也要“量力而行”
援助亚非国家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同时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援助要根据我们的力量”，要“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多次婉拒了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的援助请求。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就明确表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援助不能像你们所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在后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对外援助问题表示:“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我们的志气，我们的义务；实事求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
鉴于当时国力，周恩来对我国援外规模作出了总体规定，即：“每年财政预算，援外拨款可占百分之三左右。”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外援助被当作“支援世界革命”的无偿奉献，出现了不顾国家实力的做法，似乎援助越多条件越少就越“革命”。一些受援国也养成了依赖思想，甚至要求中国直接提供外汇，偿付他们对西方的欠债，而不是用来发展生产。为此，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指出：“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此后，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开始得到纠正。
对外援助是周恩来在面对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和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的情况写出的“大手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真朋友最可贵。”正是新中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对亚非国家的支持，使中国与亚非国家在支持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作者：潘敬国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