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公平性不足与效率不高并存。一方面，尽管社会保障在“十二五”期间已初具普惠全民的特色，但公平性不足仍然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共性。养老金待遇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医疗保险的城乡分割、群体分割背后实质上是待遇差异，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偏大，即使较为单纯的政府救灾同样在灾种之间、受灾地区之间、灾民之间存在着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公平，使得其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亦引起部分群体不满。除了社会保障权益存在不公现象，还有承担义务方面亦具有不公平性。如养老保险缴费，广东等地区缴费偏低，基金结余多，保险待遇高；而东北地区缴费高，基金结余少，保险待遇低；这种地区差异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地区分割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实践中的浪费与低效现象惊人。在医疗保险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个人账户的存在导致45%以上的资源处于低效状态，严重损害了这一制度的互助共济功能，也造成统筹基金负担日益沉重。由于医院的营利性与医药供应失范，医疗服务过程中过度诊断、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医疗卫生资源与医保基金浪费惊人，医疗保险中还存在着医患合谋侵蚀医保基金的现象。《人民日报》就曾披露，在贵州部分地区，侵蚀医保基金的手段有农民“被住院”、无病当有病治、虚增患者住院天数、假用药、假手术、过度检查、小病大治、重复收费、未提供服务而收费（空收费）、把本不属于报销范畴的手术治疗费用列为报销范围并由医患双方分享等，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养老保险中，由于制度的地区分割，在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基金不足当年支付的同时，全国累计结余的基金却高达3万多亿元，但受无法集中运营和投资政策的限制，每年处于贬值状态，损失同样惊人。由于现行制度规范不严密、监管不到位、技术手段不完善，实践中的许多漏洞亦让冒领养老金、骗取低保待遇等现象不乏罕见。还有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经办机制分割，亦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因此，制度欠公平与缺乏效率，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需要认真应对的重大问题。

　　4. 责任不清与责任失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几乎都未能切实厘清主体各方的责任，政府责任的边界均缺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还没有明确划分，可供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作为的空间具有不确定性。这种状态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责任与压力会持续加重，而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却又无法顺利进入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灾害保障，在许多国家担纲主力的商业保险在我国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现行制度的责任分担中，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率为20%、个人为8%，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率为6%、个人为2%，反映的是单位责任大、个人责任小；在城乡居民医保中，政府补贴相当于个人缴费的3倍以上，反映的是政府责任大、个人责任小；在社会救助中，中央政府承担着主要责任，地方政府责任小；等等。这种责任分担失衡的格局，必然动摇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理性，很容易产生压缩福利与扩张福利的极端取向。

　　（二）新时期社会保障改革与体系建设面临着五大挑战

　　1.制度公信力不足。例如，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日益增加，但许多人却在怀疑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以致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领不到养老金，不参保或停保或者尽可能少缴费的现象有蔓延之势。再如2013年国务院出台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政策文件，结果被媒体与公众简化成“以房养老”并被进一步演绎成政府要推卸责任。还有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医疗保险终身缴费等政策思路出台均遭遇多数人质疑与反对，等等。所有这些，反映的其实是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信任感在增强。如果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丧失信心，也就丧失了认同和参与的积极性。因此，信任危机与预期不稳是必须妥善应对的巨大挑战。

　　2. 地区发展不平衡。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应当是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而现实中却往往表现为屈从地区发展差距，有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固化甚至放大地区发展差距的负面因素。例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最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者，在养老保险制度地区分割的条件下，这些最发达的地区因劳动队伍的年轻化而出现缴费低且养老保险基金大量结余的现象；东北地区发展滞后，退休人员多，年轻劳动力外出多，结果缴费率高还出现收不抵支的财务危机。这种发达地区负担轻、待遇高，欠发达地区负担重、待遇低的格局，无疑与地区间的协同与均衡发展目标相悖。因此，如何利用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地区之间的协同、均衡发展，显然是“十三五”期间必须明确回应的问题。

　　3. 人口老龄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且家庭保障功能因少子高龄化而持续弱化的国家。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最为直接，它不仅需要适时调整制度结构与财力投入结构，而且需要更多类型的专业人才和更具人文关怀的各种公共服务，还会导致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下降和待遇领取人数上升，增加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压力。调查表明，养老问题已成为牵涉面最广且公众反映日益强烈的重大民生问题，而各地事实上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养老金虽已实现制度全覆盖，但责任分担失衡、互助共济弱化、多元并举格局并未形成，其不确定性损害了人们的安全预期。养老服务业虽在发展，但供给总量依然严重不足，供需脱节现象普遍，正面临着“谁来为中国老人养老”的质疑。此外，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保障诉求的社会机制缺失，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与精神慰藉还未真正纳入制度安排。面对数亿老年人持续高涨的民生诉求和钱从何来、谁来服务的疑虑，如果不能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关服务，必定导致老年人群体生活质量下降，造成整个社会民心不安。因此，老龄化的挑战具有严峻性。

　　4. 福利刚性增长与政府财力增长减缓的矛盾。“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障公共投入规模急剧放大，年均增长在15%以上，有的项目投入增长在20%以上，直接带来了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待遇的显著提升，而城乡居民还在期盼着养老金继续提高、个人疾病医疗负担持续减轻、各项社会福利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然而，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民经济增速已从上世纪的二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近年来更从8%以上降到7%左右，财政收入增幅也从曾经的20%以上降低到个位数。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减缓与国民福利快速增长已成为现实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优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如何调动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参与，以便确保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壮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规模在2亿至3亿之间，数以亿计的人口处在缺乏归属感的、不稳定的流动状态，对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又一重大挑战。是让社会保障制度追随流动人口不断转移接续，还是降低人口流动性、促进安居乐业来适应社会保障制度，是“十三五”时期需要做出政策权衡的重要问题。

　　综上，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均未成熟，“十三五”期间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重大挑战较前一个时期更加严峻，能否合理化解前述四大主要问题、妥善应对五大挑战，将直接决定着能否如期实现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熟、定型。（作者：郑功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组织编写、郑功成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之总报告，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标题：郑功成：社会保障是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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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