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龙

　　■我们党长征期间能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与它信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特别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和战友们逐渐形成和具备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从多个角度阐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准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长征期间的纠错，目的是让党有一个根本改变，即自新。无论对有着严重“左”倾错误的博古，还是对有着明显野心和严重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评价他们的错误。同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党性原则，耐心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想方设法团结他们。今天，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仍然是建设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

　　长征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大事件。在长征中，党逐步从严重“左”倾错误中走了出来，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纠错工作。这种纠错工作贯穿长征始终，对长征取得最后胜利至为关键。

　　在长征准备阶段，毛泽东就针对党内严重的军事路线错误，开展了积极的纠错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1934年6月中旬，他在调查后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密切关注前线战斗情况，及时纠正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4年5月，他要求红22师保存红军主力，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而当时，李德、博古等人主张与国民党军硬拼。毛泽东的主张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

　　在长征失利阶段，毛泽东积极争取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尽最大努力纠正党内军事路线错误。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抢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党内“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问题上达成默契。之后，他又同周恩来、朱德等人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过湘江后，他“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在长征转折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促成黎平会议的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首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此后，中央在猴场会议上解除了李德的军事决策权、指挥权；在遵义会议之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在泸定会议上，决定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共产国际了解并承认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体制。

　　在长征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主张南下的错误，开展了纠错工作。最终，使张国焘的错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同时，也纠正了陕甘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错误。

　　在长征大会师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张国焘作了许多挽救工作。毛泽东指出，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毛泽东还指出，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　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纠错是为了自新，纠错的过程就是自新的过程。我们党长征期间的纠错自新，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我们党长征期间能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与它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分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形成了在革命实践中注重事实和实际经验、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和作风。

　　我们党长征期间能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与它信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特别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和战友们逐渐形成和具备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从多个角度阐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准则。

　　我们党长征期间的纠错自新表明：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主张。长征虽是迫不得已之举，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长征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照搬、照套马列词句，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科学认识和深刻分析革命过程中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正确的主张，进而使党转危为安，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局面。

　　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而提不出正确的主张，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我们正迈步走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要求我们仍然必须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正确主张。

　　我们党长征期间的纠错自新表明：要正确领导革命事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无论是最早开展战略进军方向公开争论的通道会议，还是预示伟大转折开端的黎平会议；无论是解除李德军事决策和指挥权的猴场会议，还是扭转革命危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无论是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两河口会议，还是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错误的俄界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纠错时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军事形势和党内问题，并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今天，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样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

　　我们党长征期间的纠错自新表明：对待党内错误，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长征期间的纠错，目的是让党有一个根本改变，即自新。在对待党内错误时，是搞“无情打击”还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显然，应该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长征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革命大局出发，无论对有着严重“左”倾错误的博古，还是对有着明显野心和严重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评价他们的错误。同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党性原则，耐心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想方设法团结他们。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今天，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仍然是建设一个合格的、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根据作者在同济大学、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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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