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与家人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曾志同志魂归井冈。

　　为了革命,将亲子含泪送人,失散23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却不徇私情,让儿子继续务农终生；亲孙子想办个“农转非”,曾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奶奶却婉拒；去世后,她留下遗言“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红军女战士,到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志同志的家风纯粹、干净、高尚。

　　党员干部的家风连着党风、政风。近日记者在井冈山,倾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同志的长孙石金龙讲家史,感动不已。以下为石金龙同志的口述实录。

　　母子失散23年,却让儿子终生务农

　　“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1928年4月,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跟随朱德的部队,向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发,“朱毛会合”后正式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的奶奶就是那时跟着队伍上的井冈山,并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那年11月,17岁的奶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石来发。因为是难产,奶奶生产时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被用姜汤灌醒。残酷的战争环境,天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怎么可能带孩子呢?奶奶一咬牙,在产后26天,将我的父亲寄养在王佐部下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家。同样是红军的石礼保夫妇又把父亲交给了曾外祖母(石礼保的岳母)抚养。

　　父亲7岁那年,石礼保夫妇先后牺牲,从此便与曾外祖母相依为命。父亲再次见到奶奶是在1951年,他已经是23岁的大小伙子了。那一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帮助井冈山恢复生产。奶奶得到消息后,就托来井冈山的同志帮忙,寻找自己当年留下的孩子。慰问团的同志几经周折打听到,在大山脚下大船村,有个石来发,正是当年奶奶留下的孩子。

　　当时,奶奶是广州电力局局长。于是,他们就安排父亲去了广州,见到了从未谋面的母亲。奶奶性子很硬,一生很少流泪,可是看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多年的牵挂,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发了。

　　后来,奶奶了解到,父亲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对父亲说:“来发,留下来吧,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80岁的老外婆,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后,又回到了井冈山。

　　1964年,父亲第二次去广州找奶奶,却是为了“避祸”。那时,父亲作为村里的报账员,因为有五毛钱对不上账,害怕被划为“四不清干部”,父亲只好跑到广州去“找靠山”,就想着留在广州不再回去了。没想到,他却被奶奶硬生生地撵了回来。奶奶对父亲说:“你在家里出了事,不管有没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说清楚,不能一有什么问题就躲避。”

　　没想到,这一别,又是20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中组部副部长不给孙子办“农转非”

　　“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我是1985年第一次见到奶奶的,那年,我30多岁了,是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放映员。奶奶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在我心里的概念,这更像是历史课本上的故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一位做大官的奶奶。对于与奶奶的见面,我充满了渴望,也因为心里藏着一个私心,想通过奶奶“改变一下命运”,实现“穿上皮鞋,不再打赤脚”的梦想。

　　那年10月底,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北京。到奶奶家里一看,却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锦衣玉食”,家里很简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书。

　　见面后的一次晚饭时,我说:“奶奶,盼了这么多年,我们一家才能在一起,这是家里最幸福的时候了!”奶奶却叹了一口气,说:“是啊,金龙,我们还能在一起真是不容易!我有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还有多少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身上流的是谁的血。和他们比,我们真是再幸福不过了。但是要知道,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会有咱们的团聚。所以,我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你们也都是。作为咱们家的孩子,更应该懂得回报。”

　　可惜,我当年并没有体味到“幸存者”的含义,不然,我一定不会跟奶奶提什么要求了。去北京之前,我一直有个念想,就是希望通过奶奶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可是离返程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直没敢开口。直到临走前两天的晚饭时,我瞧着奶奶心情不错,就壮着胆子说:“奶奶,家里都挺好,您不用挂念。只是,我们爷仨都是农村户口,您看能不能给家里解决一下商品粮户口?”没想到,当时饭桌上的气氛立即变得很尴尬。奶奶听后,很久没说话,然后指着桌上的剩饭菜笑着说:“金龙,你看咱们今天吃的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那你又何苦要转商品粮呢?”说完,她就起身回房了,留下我和父亲面面相觑。

　　听了奶奶的话,我当时真后悔去了北京,心里不断埋怨着:“你根本不用自己发话,哪怕跟秘书使个眼色,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不办呢?我们到底是不是你留下的孩子!”

　　几年以后,一直不甘心的我,又找到奶奶的秘书小刘,想请她出面跟地方上挂个电话,帮我们解决“农转非”的事情。没想到小刘秘书听到后吓得直摇头,说:“曾部长有规定,家里的事要是她没有交代,我今天办了,明天就要卷铺盖回家了。”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奶奶为什么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也理解了,在奶奶这一代共产党人心里,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唯一一次帮我“办过的事”就是帮我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一年,我想买辆车跑运输,改善一下家里经济状况。奶奶了解到我家里确实困难后,托人打听到一单位有辆退役的旧解放货车,就帮我联系了购买的事。随后,我四处借债加上贷款,才总算凑齐了5500元的购车款。当时,我所在的垦殖场也想买部新车,但没有购车指标,奶奶了解到是单位购车需要,才点的头。后来,奶奶还再三叮嘱我:“你买的二手车是你的,公家的车就是公家的,可别在中间搞什么名堂。”

　　临终遗愿让人感佩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1998年4月4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姑姑陶斯亮通知我们到北京探望病重的奶奶,但是,特别要求只能派代表来。

　　在病房,奶奶的手指在微微地颤动,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知道,奶奶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嘱咐。我赶紧过去,俯下身,紧紧地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用微弱的声音说:“金龙,奶奶这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体谅奶奶吗?”我不禁失声痛哭。

　　6月21日,奶奶病逝。没有设置灵堂,也没有通知我。我是在姑姑陶斯亮送奶奶的骨灰回井冈山时,才知道的。安放骨灰时,我与姑姑发生了争执。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不立碑,也不写生平简历。我坚决不同意。我当时真是不明白,姑姑怎么忍心这样简单地安葬奶奶。

　　就在我与姑姑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奶奶的秘书李冬梅拉住了我。她说:“金龙,别争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长的遗嘱办的,咱们还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接着,她将几页纸递到我的眼前,正是奶奶的遗嘱。

　　在奶奶这份遗嘱《生命熄灭的交代》上这样写道:

　　“我曾在写给中央的一份倡议信上签了名,即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不要在家设灵堂。我死了,除陶斯亮和在北京的家里人,在京外的,如志修、曼华、春华,井冈山的来发、金龙,宜章的昭德,贵州的钟莲,大连的昭仁,以及祁阳的党政组织,和北京的其他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把我的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火化时,除了斯亮少数几个人办理,还请中组部老干局帮助料理,但千万不要声张,不让其他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也不知道,战友亲属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一些悲哀和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丧事改革者!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还留一点,放在家里的骨灰盒里,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埋下去,静悄悄的,绝不要搞什么仪式,由陶斯亮把骨灰送井冈山,事先不要告诉来发和井冈山的党组织。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一个讣告,并在报上登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我唯一要求的,是费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请女儿陶斯亮趁身体健康,脑子够用的时候,抓紧点时间,集中一下精力,尽量快些整理出来。我这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映我国革命社会历史的一点侧面,不论是好是坏,总算留给后人一点史实。

　　我上述所有愿望,请女儿陶斯亮尊重我的遗愿,照办。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于北戴河。”

　　看完遗嘱,我顿时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在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挖了个洞穴。父亲、叔叔、姑姑兄妹三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将奶奶的骨灰洒在洞穴里,并在上面栽种了一棵柏树。我找来一块赭黑色的石头,在上面刻上了“魂归井冈”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上了“红军老战士曾志”。奶奶终于回家了,回到了她一生牵挂的战友身边。墓地虽简单,但在奶奶心中应该是最大的圆满了。

　　在整理奶奶的遗物时,我们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叠得整整齐齐的80多个信封,都是奶奶的工资袋。上面放着一张字条:这些钱是组织发给我的工资,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费,其余的全部在这里。请转交给老干局,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告诉组织,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奶奶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正如姑姑陶斯亮给奶奶的墓志铭所写的那样: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刘健、王宇、胡锦武、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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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