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张孝骞（中）在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会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电　题：张孝骞的遗产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

　　一摞小本子、一根拐棍、一个听诊器，这是张孝骞的三样遗物。

　　在记者的采访中，每位医生都满怀敬畏地提起它们，似乎这几个普通物件背后藏着道不尽的秘密。

　　如今，知道张孝骞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了，他已经离世３０年。生前，他职位不算高，连一本书都没出过，也没有给子孙攒下多少财富，却留给后世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医生们景仰他，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高峰。

　　患者们怀念他，说让他看病是一生的幸运。

　　１２月２８日，北京协和医院隆重纪念内科老主任张孝骞诞辰１２０周年。当凝视他那三件遗物时，人们会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医生？

　　小本子：“医道秘诀”究竟在哪里？

　　巴掌大小的笔记本，几十册，整齐地码在协和医院院史馆一张老木桌上。打开来，里头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初步诊断等，纸张已然泛黄。

　　作为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张孝骞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却终生没有一部独立著作。在今天看来，这着实有些不可思议。除了一些单篇文章外，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小本子。

　　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说：“他绝不是随随便便记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资料库。”

　　“８５后”内科医生夏鹏刚来协和就听人讲过，当年查房，张孝骞总拿着小本子，遇到一些特殊病例，随口就说，你去参考某书的某页，就摆在图书馆哪个书架的什么位置；或者说，这类病哪种杂志报道过，截至哪年，总共有多少例。年轻医生跑去一查，果然丝毫不差。起初，夏鹏还以为这只是传说，后来偶然翻阅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旧病历，才发现这样的情况竟不止一次被记录在案。

　　曾有不少人想整理张孝骞的小本子，从中探求医道秘诀，却都迷惘而归，无人能够还原那些只言片语背后的幽深思考。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医生们对一名习惯性骨折的病人束手无策，请张孝骞来会诊。只见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又一遍在病人身上摸索着，忽然，在右侧腹股沟停了下来，那里有个谁都没在意的小肿块。他想了想说：“这大概就是病根。”

　　医生们一头雾水：肿块究竟是什么性质？与病人的症状有什么关系？

　　张孝骞建议，把肿块切除。

　　大家惊奇地发现，术后，患者的病情很快好转了。

　　而更大的惊奇还在后面——病理诊断证实，肿块为功能性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此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报道过７例。

　　“张老的判断力太惊人了。”张孝骞“重徒孙”辈的消化内科医生吴东说，“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要不是极热爱医学，不可能掌握这么渊博的学识。”

　　１９８１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会议组织者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临床病例，作为“擂台赛”题目。来自各地的专家们纷纷作出诊断，但分歧很大。最后，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张孝骞身上。他精辟分析，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而病理诊断结果证实，他的论断完全正确，全场无不叹服。

　　张孝骞总能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洞察力之强，有时甚至超过机器。张奉春回忆，有一次会诊一个胃肠病人，超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张老亲自给病人查体，手法很复杂，哪里深，哪里浅，位置、角度都有考虑，过一会儿说：‘这儿有个肿块。’大家又去摸，都摸不出来。既然张老说有，那就重新做超声，调换角度，左转位，右转位，终于——看出来了。”

　　一次又一次“奇迹”积累起了张孝骞传奇般的声望。人们说，他为中国医学写下了一部“无形的巨著”。年事已高时，他每次都由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去查房。年轻大夫们前簇后拥，毕恭毕敬，如众星捧月。

　　然而，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不止一次谈起自己的失误：上世纪５０年代，由于他没能及时发现一位病人的静脉炎病史，间接导致其出院后因肺动脉栓塞死亡。

　　“当医生的时间越长，信心反而越小。”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总觉得，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的，是无止境的。”

　　张孝骞参加会诊的协和老楼１０号楼２２３大教室迄今保持着原貌，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夫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他总是歪着头，眼睛凑近小本子，仔细地记录。晚年的他右眼几近失明，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每天要靠扩瞳药物维持视力，但仍坚持做笔记。他小心吃力地记着，字还是不知不觉写串了行……宁静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大衣，照着他衰老的秃顶和驼背，照出的不像一位被尊为“医圣”的大权威，反倒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

　　真正的秘诀，也许并不在那字里行间。

　　“我们最应该继承的，就是张老真诚对待医学的态度。”张奉春说，“无论何时，踏实行医、虔诚治学的心不能变。”

　　1985年，张孝骞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病房询问患者病情及治疗效果（资料照片）。

　　拐棍：“医生能离开病人吗？”

　　那根竹拐棍，是张孝骞晚年另一个“标配”。他去哪儿都拄着，用得太久，手柄都磨掉了漆。

　　直到８９岁，他还拄着拐棍去诊治病人。

　　１９８６年７月，呼吸内科医生陆慰萱想请张老帮忙看一个疑难病人，又很犹豫。那时张孝骞已确认了肺癌，一直痰中带血。后来，张孝骞还是听说了，拄起拐棍就出了门。

　　正是酷暑，烈日当头。从门诊楼到老楼的８楼２病房，要走５００多步，爬４２级楼梯。有电梯，但按规定只能用于转运病人，张孝骞严守规定，步履蹒跚地去爬楼梯。不难想象，对这个生命只剩最后一年的老人来说，那段路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陆慰萱和病人感动得都呆住了。

　　那天，张孝骞为这个病人忙了两个多小时。

　　这，是他一生中看的最后一个病人。

　　拐棍不离开老人，张孝骞离不开病人。直至８５岁高龄，他早已辞去内科主任职务，还坚持一周两次门诊、４次查房的惯例。

　　查房时，他常会指出，以前哪年、在哪个病房、哪位医师主管过类似病人。有时连主管大夫本人都忘了，他却记得很清楚，让众人目瞪口呆。甚至二三十年前看过的病人，他都能说出姓名、病历号，仿佛一直陪伴在病人身旁。

　　在现实生活中，张孝骞生就一副耿直、执拗的性格，不懂得、不了解的东西，绝不随声附和。对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甚至把写得不合格病历摔在地上，绝不顾及什么面子。连子女们都怕他。他的次子张友会说：“只要父亲在，家里就静悄悄的。”

　　但是，从来没人见过张孝骞对病人发脾气。

　　“很多病人找到家里请父亲看病，他从不拒绝，而且不厌其烦。”张友会说，“有时候我们都有点烦了，他还一遍遍地讲解，生怕病人听不懂、记不住。”

　　１９８１年初，北京郊区某医院一位医生来找张孝骞，请他为一个年轻农民作书面会诊。看了病历，他感到单凭现有材料还不能下结论，就叮嘱那位医生，再给病人完善两项检查。

　　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话，张孝骞越等越焦急。让助手打电话一问，检查只做了一项。他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转了几圈，然后说：“不能等了。走，马上去看病人！”说着，拉上助手就向郊区出发了。当然，又拄上了他的拐棍。

　　那么冷的天，那么大的专家，那么大年纪，却亲自跑来，那个从未见过张孝骞的农民病人和他的医生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作为一代名医，张孝骞什么身份的病人都见过，却从不以衣着华朴、地位高低、关系亲疏来决定医疗态度，从来都一视同仁。

　　不论什么人写信求医，他都亲笔回复。协和档案中，至今保存着他与各地老百姓的很多通信。如果来信人是北京的，他还会随信附去一张门诊预约条，客气地写上：“你要是方便的话，来医院我再给你看看。”

　　后来他年纪大了，回信越来越吃力。学生想代写，却被他婉拒：“病人啊，因为尊敬我才给我写这封信，如果我马马虎虎让别人回答一下，对病人很不礼貌的。”

　　再后来，他实在写不动了，为此深感自责。

　　１９８６年１月４日，８９岁的张孝骞在日记中写道：“复几封人民来信，占去不少时间，有些字的写法记不清了，必须查字典！衰老之象，奈何。”

　　这几行字，不知让多少后辈唏嘘慨叹。

　　听诊器：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张奉春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孝骞晚年总是用一个特殊的听诊器——管子比通常的听诊器短半截。所以，他总是弯着腰听，几乎要趴在病人身上。

　　当时，张奉春看他吃力，就说：“您换我这个吧。”

　　张孝骞笑笑：“我耳朵不好了，短点才能听得清楚些。”

　　原来，他是自己剪短的，就为了不失去最直观的临床感受。他一向不习惯靠下级大夫的汇报来诊断病情，而要亲自查看。

　　有人说，张孝骞对临床的坚持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不管现代化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以取代临床直接观察。并且，他最反对一上来就开一大堆检查单，增加病人经济负担。

　　“这不仅是医疗方法问题，背后是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浓浓的家国情怀。”曾仔细研读过张孝骞生平的吴东说。

　　年少时，张孝骞家境贫寒，上中学连做校服的钱都交不起。因此，他曾以实业救国为理想。可祖父说：“其实，中国又何止贫穷呢？疾病也是一种灾祸啊。所谓贫病交加，生灵涂炭，才真是百姓的绝境。”这一席话，让他选择了从医。

　　“七七事变”仅一周，张孝骞就出人意料地辞去协和医院的优厚职位，举家南下，宁肯去做一名普通教师，也不愿呆在沦陷区给日本伤兵看病，不愿充当侵略者的工具。

　　早年他曾两次游学美国，不仅亲身体验了西方优越的科研条件，还做出了引起全美医学界关注的成果，却都婉拒了“留下来”的邀请。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只因心怀抱国之志，张孝骞觉得，戴上听诊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点玷污。

　　１９６４年，学医的张友会从外地调来北京工作，有关领导找张孝骞征求意见，问是否可以安排到协和医院。张孝骞生硬地回答：“如何安排，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结果，友会只好去了其他单位。

　　１９７９年夏天，张孝骞突然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奇怪，张主任几十年来从没主动提出过休息的要求啊！同事们劝他：“您要休息，也不能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

　　张孝骞很坚决：“我现在必须离开北京。”

　　为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终于道出实情：“在今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我的孙子。我留在这里，出题、阅卷、录取均不方便，必须回避。”

　　大家只得同意他去上海。

　　这次考试，张振新因成绩不佳而落选。

　　“我这是自私吗？是对孩子不负责吗？”事后，张孝骞也曾这样自问，但他对当年一位采访者说：“有一点是可以自慰的，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个人私利而侵犯过社会的道义。”

　　他去世后，家人把他用了几十年的一个听诊器送给罗慰慈留作纪念。罗慰慈是张孝骞人生最后阶段住的呼吸组病房里的主管医生，他把那个听诊器又用了几十年，拿给记者看时，仍崭新如初，足见保管之精心。

　　如今，罗慰慈也早已是耄耋之年，却还清晰记得张孝骞的座右铭——“戒、慎、恐、惧”。“张老常说，病人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们啊！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

　　不熄的光彩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日，张孝骞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Ｘ光显示他左上肺有个三角形的阴影。可是，他仍旧拄起拐棍，照例去参加查房，助手怎么拦也拦不住。随后，他又戴起助听器大声地为大家分析病例，脸都红了，像个兴奋的孩子。

　　他一生没有什么嗜好，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病。

　　“当病人终于康复时，我就会有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会觉得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他曾这样说。

　　他还说过：“我准备看病看到９０岁，到那时我就退休。”

　　当他倒下时，已行医６５个年头。

　　１９８７年３月，他已卧床不起。一天夜里，他刚从病痛中得到片刻解脱，一睁眼，就要求找内科副主任朱元珏：“我有要事商量。”

　　朱元珏从家里匆匆赶来。张孝骞问：“医院这么大，病人这么多，夜里有事找得到大夫吗？”朱元珏凑近他耳边轻声做了解释。

　　“哦——”他满意地应了一声，放心地睡去。

　　那时，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了。在神智迷茫之际，他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的病人。当他痛苦呻吟时，只要谁讲起病人，他就陡然有了精神，脸颊因兴奋而微微发红，眼睛里会立即闪出光彩。

　　那光彩，仿佛从来不曾熄灭，至今，仍闪现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