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到来了。

　　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吟诵道: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当时,郭沫若重病在身,他原想坐着轮椅参加当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人们怕他支持不住,劝阻了,而他还是在闭幕大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

　　他在这篇恐怕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预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当年,我作为新华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亲历并记录了这年春天前后中国科技界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采访报道了与“科学的春天”有关的领导人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现在,时隔40年,回想起来,仍能感受到那年春天浓浓的、生机勃勃的气息。

　　邓小平严肃地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讲述在科学的春天里发生的故事以前,要从一年前的秋季讲起。

　　在这之前,几经沉浮的邓小平被时代的大潮推向历史的前台,“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有幸近距离采访这位变革时代的伟人,是在他复出的这年秋天。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请几十位中国著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天天面对面地认真听取科学家和教授们对恢复和发展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意见、建议,这就是史上有名的“8·8座谈会”。

　　这年的8月4日,我随33位科学家和教授们走进大会堂的四川厅,大家刚在沙发上坐下,邓小平就满面春风地走来了。

　　从这年的8月4日起,他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中午稍事休息,下午又来到大会堂参加座谈会,晚上直到掌灯时分才离去。

　　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会上,科学家和教授们提出:“四人帮”把科学和教育战线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挫伤了科学家和教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人建议高等学校应尽快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有人呼吁关心和改善教师和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有人主张立即恢复每周5/6的时间搞科研……

　　邓小平认真地听取人们的发言,他说:“我看,17年的主导方向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座谈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

　　他说:“‘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污蔑是‘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

　　谈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座谈会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茶话会,招待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科学家和教授们尽快从“四人帮”制造的阴影里走出来,积极投身到重建国家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工作中。

　　冬去春来。转眼间1978年的春天来临。

　　3月18日,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数千位科技人员,怀着热烈期盼的心情,前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同志们,我们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他说,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言外之意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

　　随后,他又谈了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等问题。

　　陈景润:“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

　　大会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热烈称赞大会的召开。一天,数学家陈景润也走上主席台,他在讲话中说:“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注:指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注:在这之前,新华社记者曾通过参考报道多次谈了陈景润的处境,以及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取得的成就,希望有关部门关心他,给他治病(结核病)。当时,医院多次给中科院数学所发出有关他的病危通知。因此,参考报道以后,他的情况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处境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有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那就是邓小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极为认真的工作精神。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那天,我来到人民大会堂的西休息厅,请方毅同志审阅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你跟我来!”方毅同志明白了我的来意后,就从西休息厅里匆匆走了出来,他快步在前头走,我在后面紧跟,我们来到另一个休息厅,见到邓小平同志后,方毅大声说:“邓副主席,新华社的小顾同志请您审阅一下您的发言稿。”

　　我随即把邓小平数千字的讲话摘要递给了方毅,这时,服务员见大家都站着,随即搬来了椅子。

　　“不坐了,不坐了,坐得太久了。”邓小平同志说。

　　随后,方毅便抖擞起精神大声地朗读起来,邓小平同志始终站着认真地听方毅朗读,直到听完了数千字的稿子。

　　“可以嘛,我看可以!”最后,邓小平说。

　　方毅同志随即把讲话稿递给了我,说:“小顾,发吧!”如今,两位领导同志都已经过世。当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的作风,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铭刻在那个难忘的春天的记忆里。

　　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我个人体会,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8·8座谈会”讲话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他再次从理论和实践上,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关村的灯火》见证科学家迎接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讯息传开之后,科学和教育界一片欢腾。根据大会精神,会后,中国科学院立即恢复了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作。第一批被评上高级职称的有陈景润(正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的有杨乐、张广厚等。在这同时,中青年科技人员也立即享受科研津贴。

　　被“四人帮”解散了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迅速地重建起来,国家重新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例,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在这之前已恢复高考)开始招收研究生,科学院一系列研究所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各个研究所实行每周5/6的科研时间后,多年来暗淡无光的北京中关村各个研究所里又亮起了灿烂的灯光。

　　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接连几个晚上同新华社国内部的傅军同志到北京中关村的各个研究所参观、采访。所到之处,热气腾腾。

　　在计算技术研究所,实验室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要用跑短跑的速度跑长跑,快速发展计算机科学,哪怕日夜连轴转,也要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一位正在工作的研究人员说。

　　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我们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访问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所。

　　一天夜里,我们在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见到了数学家陈景润。“文革”中,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得入了迷,一天夜里,正望着自己的计算结果出神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质问他为什么深更半夜还亮着灯,怀疑他是不是在搞“反革命”活动。

　　造反派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星星点点,不要资本主义的灯火辉煌。”在那个年月,深夜谁家的窗口亮着灯,谁就要倒霉。

　　“现在不怕了。党和国家带领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夜间加班加点是常事,党和人民赞扬和鼓励我们,因此,中关村的灯火越亮越多,越辉煌!”

　　那天夜里陈景润带我们参观了图书馆,他感慨地说:“这里同粉碎‘四人帮’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样了,现在你们看,门庭若市,那时,这里常常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图书管理员。”他笑着说。

　　在科学的春天里,各个研究所都出现了许多挑灯夜战的动人景象。有些研究人员把铺盖搬到了实验室,每天工作到深夜,工作起来不分上下班,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都用来搞科学研究,常常是带上两个馒头,一干就是通宵。

　　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仍每天工作到深夜,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余年不多了,更要加倍努力!”

　　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文革”中被造反派赶出实验室,让他打扫厕所。我见到他时,他也与灯火为伴。他说:“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8小时,而是寸阴必珍,寸阴必争!”

　　过后,我们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火》,新华社播发后,报纸广泛刊登。

　　李政道丁肇中感知祖国的春天

　　春天的气息传到海外。许多著名的华裔科学家也坐不住了,纷纷来中国或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再做旁观者。其中就有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丁肇中。

　　1979年暮春5月,来自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听李政道讲学。在长达7周的时间里,天天座无虚席。

　　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李政道越过太平洋,不远万里来中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

　　在国外,每年他平均只讲28-30个小时,这两门课程一般要讲两三年。这年,他感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

　　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变了。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亲自打了很多很多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北京科学会堂访问了李政道。那天,他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在休息室里,他一面往嘴里含润喉片,一面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时,他兴奋地说:“我感到,大家都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这年秋天,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也来中国讲学。他因发现J粒子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李、杨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北京饭店访问了丁肇中,当时,他看起来很年轻,不像43岁的人。

　　见面后,丁教授热情地和我握手。当我对他和他的小组找到胶子存在的证据表示祝贺时,他笑着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丁教授谈谈自1975年以来4次访华的印象。他说:“1975年来时,在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怖状态。1977年来访,科学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回来,见到高能加速器(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大批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情况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邓小平:“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也是在1978年春季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忽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北京三里河河边的抗震棚里。(注:唐山地震后,我在国家地震局采写震情参考报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导抗震救灾参考。)说明来意后,他们交给我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十几位科学家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在信中,科学家们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殷切希望党中央能够关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措资金,调集人力物力,尽快建造出中国的高能加速器。

　　随后,我把科学家们的来信交给了当时新华社的负责人。他们很快便报送给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这之后,我又通过参考报道帮助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回了他们现在北京玉泉路的所址(“文革”中被部队占用)。

　　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英文缩写)从此启航。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上马以后,科学家们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来形容兴奋的心情。

　　中国的大科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历时10余年,于1988年10月16日凌晨5点56分,首次实现了低亮度下的正负电子对撞。消息传开,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谈话,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1988年10月24日9时40分左右,邓小平等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向参加工程建设的人们表示祝贺。

　　“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中国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场的科学家们听了邓小平的讲话,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当年冒着风险从美国归来,全身心投入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这天也坐着轮椅来了,听着听着,这位已经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的科学家,泣不成声。

　　时光飞逝。进入21世纪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不断传出好消息。实验室负责人兴奋地对我说,经过努力,国家又投入了20亿人民币,对撞机的性能提高了100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眼下,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地层深处的中国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年复一年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不远万里前来做实验,或是进行学术交流。

　　它的故事,也是从那个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春天开始的。

　　（特约撰稿顾迈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