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40年前那场大讨论所确立的我们对待真理的最根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检验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要倍加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40年来实践结出的最大硕果，就是要在新时代新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40年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一方面，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人心思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左”倾和个人迷信的影响，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禁锢，在思想和行动上迈不开步子。这些使得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胶着之际如何破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不解决思想问题就不能勇往直前。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思想问题的关键支点，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这个尖锐的观点，启发人们思考深层问题，成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先声。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撬动了思想僵化的坚冰，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要全面而彻底地冲破思想的禁锢，就不能只限于就事论事，就必须深入到思想路线的深层解决问题，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样才能整体地、长期地、根本地、牢固地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随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约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他一些省报也陆续转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从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从党的高层、中层发展到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从知识分子推广到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社会各界群众，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支持下，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邓小平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思想解放是社会活力的源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还在过去的个人迷信和“左”倾僵化里转圈圈，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新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们党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党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社会变革，直接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始终着眼大局，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邓小平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支持。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出现了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在这个过程中，还涌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积极有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尤其是，这次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指导者，与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这三个身份的重合不是偶然的，而是相互关联、内在一体的。邓小平正是在指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推动了改革开放，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重大的论断，正是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启的新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成果。
二、改革开放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一次伟大的飞跃，却也是复杂的考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做出回答的根本在于实践。列宁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先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探索中深刻地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次全新的探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同样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确，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在近代大大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无论革命、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在书本和别国经验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自己的探索。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在实践中探索了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既有的书本可以照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只能在艰辛探索中开拓前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部工作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争议，正确与否、成效高低，都不能先入为主，都只能靠实践不断检验。
总览改革开放的进程，无论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是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无论是创办经济特区，还是全面对外开放；无论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是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还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等等，都是这样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由于尊重实践，尤其是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得我们干成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诸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如，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中国就业主要载体，这在“一大二公”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基层民主自治，1980年广西罗城、宜山两地村民突破生产大队政经合一的基层组织体制，建立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委会组织，开创了村民自治的先河。
依照实践标准，我们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分歧，达到了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如邓小平形容的，“总之，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办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还要看以后的实践。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我们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也是经过党的十二大肯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重大理论创新。比如市场经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明确无误断定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过去长期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中国的认识，也是国际上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就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调整过去的认识，一点一点转过弯来。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的新话，是完全从实践出发的。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而丰富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这样全新的论断。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使得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结论有依据、有底气。
比如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5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邓小平最终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还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实际上是实践的标准。
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新发展和实践中的新创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与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我们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理论，运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篇章。
三、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等。这“八个明确”正是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七次全会，最主要的就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些重大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检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观不正确、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阻碍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社会思想舆论环境的混乱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军队中一度存在的不良政治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基于这样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多姿多彩、多元多样，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人民拥护、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扎根于中国大地、立足于实践基础，我们自信地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未来定能行稳致远。
立足新时代的新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开辟和前进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回答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开新局、谱新篇，根本的就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今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越来越有信心和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越来越需要继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我们仍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者：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