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发区“一枝独秀”到多层次开放试验田“百花齐放”，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到全面深化改革“万马奔腾”，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三十四年的变迁，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的楼宇 岳月伟摄/本刊

　　初夏的渤海湾，东风激荡，大潮奔涌。

　　清晨，当一轮红日从海平面喷薄而出，高楼林立的滨海新区，迎进了天津的第一缕阳光。三十多年前，这片曾是盐碱荒滩的土地，激荡起津沽大地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1984年，中国最早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诞生。两年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提笔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

　　东风四十年，春色铺满园。从开发区“一枝独秀”到多层次开放试验田“百花齐放”，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到全面深化改革“万马奔腾”，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片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热土，改革开放创新的浪潮，层层迭起、奔涌不息，不断打造开放“新高地”，不断树立改革“新地标”，不断厚植发展“新沃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壮丽图景。

　　今天的滨海新区，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改革、扩大开放，迈着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踏上新时代的不凡征程。

　　开放春潮层层迭起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向全世界庄严承诺。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将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滨海新区泰达大街的垦荒犁纪念广场，矗立着一座名为“垦荒犁”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开发区大有希望”。这熠熠生辉的七个大字，记录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段“春天的故事”。

　　时间回到1984年。这一年，中央提出在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的同时，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新辟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沿海一片盐滩上成立，成为最早一批开发区之一。

　　1984年，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成熟经验可循，天津开发区在碱花如霜的不毛之地上开始起步。建设之初，天津开发区就旗帜鲜明地喊出“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帝王”“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等口号。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同志来到了天津开发区。当时，天津开发区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与外商签约41家。但与此同时，基层对改革开放的疑虑也在悄悄流传。

　　“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很激动。看小平同志非常和蔼，我们忍不住把心里的疑虑说了出来。”时隔三十余年，时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叶迪生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的细节。“当我们问‘改革开放是不是要收？’时，小平同志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

　　为给一线建设者们鼓气，小平同志在天津开发区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小平同志题词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国，各地开发区纷纷找天津要题词的复印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情景，年逾八旬的叶迪生至今仍难掩激动心情。

　　从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一只机”（摩托罗拉传呼机）、“一碗面”（康师傅方便面）风靡全国，如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3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成为我国经济规模大、外向型程度高、综合投资环境优的“开放高地”之一。

　　随着开发区的蓬勃发展，上世纪90年代，天津改革开放再次迈出新的步伐。

　　1991年5月，天津港港区盐碱荒滩上围网立区，北方首个符合现代国际经济发展要求的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正式诞生。经过两轮功能区整合，天津港保税区现已包含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等多种海关特殊监管形态。

　　“保税区成立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天津港保税区工委书记尤天成介绍，2017年保税区完成进出口贸易1277亿元，占天津市17%；跨境电商超400万单，今年将突破2000万单。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实现了从海港发展至空港，再扩土到临港的重组整合，形成了民用航空、海洋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快速消费品四大集聚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快速崛起，一个开放的保税区正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

　　在天津港东北部，有一片浅海滩涂人工吹填造陆形成的半岛式港区，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保税港区的坐落地。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于2006年8月31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面积10平方公里，是我国当时规模最大、开放度最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07年一期4平方公里通过国家验收，2012年二期6平方公里范围通过封关验收。

　　从成立开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就一直担负着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角色，朝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重要标志区的方向前进。我国飞机融资租赁第一单、船舶离岸租赁第一单都出自这里。

　　从开发区“一枝独秀”，到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群芳争春”，滨海新区已成为国家多层次开放的“试验田”。

　　截至2017年底，这片土地上已经聚集了6600多家外资企业、11000多家内资企业，注册资本分别为1450多亿美元和3.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里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超过140家。这片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强、因开放而迸发希望的热土，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开放奇迹的缩影。

　　改革大潮奔涌不息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滨海新区时明确指出，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下大气力解决体制机制弊端。天津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在国家博物馆，封存着109枚审批公章，这是滨海新区敢为人先的改革见证。滨海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1994年3月，天津市提出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这是滨海新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首次正式被提出。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文件，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自此，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第二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起改革攻坚“探路者”和深化开放“先遣队”的光荣使命，努力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滨海新区开始在一系列领域“先行先试”。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滨海新区按下改革“快进键”，开启力度、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改革探索。

　　2013年9月，滨海新区实施第二轮管理体制改革，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管委会，将27个街镇撤并为19个，12个经济功能区整合成为7个。

　　将“简政放权”当作改革棋局中的“先手棋”。2014年5月，滨海新区掀起一场破解“公章四面围城、审批长途旅行”之累的审批体制改革，在国内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审批机构由原来的18个变为1个，审批人员由600人减少到109人，审批印章由109颗变为1颗，有效解决重复审批、多头审批、效率不高等问题。

　　审批主体的聚合和审批流程的再造，带来审批效率的“核聚变”。如今，办事人只需将要件通过网络上传，批复完成后就可以直接到行政审批局大厅领取证照。行政审批局的151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都已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申报。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年4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在天津东疆首批发放和应用，打通了企业网上申报、登记审核、执照发放、银行开户等一系列环节，企业办照从“最多跑一次”变成“一次不用跑”。

　　以改革激发发展活力，不仅要大刀阔斧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流程，更要管好“监管的手”，既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又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扰。

　　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唐中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检查方式、信用平台建设等改革，滨海新区在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的同时，倒逼各部门转变职能，将工作重心向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转移，推动形成宽进严管工作新格局，成为各地学习的经验。

　　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滨海新区“改革棋局”迎来了新的“落子”。

　　2015年4月，中国长江以北首个自贸试验区在天津挂牌成立，三个片区全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借助自贸试验区的东风，滨海新区制度创新掀起新的高潮，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拥抱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的“黄金期”。

　　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金改30条”已基本落地，175项制度创新举措落地实施，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流转监管模式、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得益于改革创新，天津自贸试验区用占全市1%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12%的地区生产总值、近10%的一般预算收入、四分之一的实际利用外资，以及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

　　2017年12月，天津滨海新区启动了有关功能区体制改革，将区位相邻、功能定位相近的原中心商务区并入天津开发区，原临港经济区并入天津港保税区，将原属于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来，以再创一个新的上升期。

　　“这轮改革前，滨海新区各个功能区‘各自为战’‘相互克隆’的现象仍比较明显。”尤天成说，以前天津港保税区有项目缺空间，临港经济区有空间缺项目。整合后的天津港保税区，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功能区改革的同时，滨海新区主动打破各级干部的“铁饭碗”。近期，天津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发展活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刀刃向内，启动了处级干部竞聘，力求为经济主战场通过竞聘选拔出作风过硬、能打善战的“主官”和“战斗员”。

　　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在这次处级干部聘任中，原有38个正处级机构被整合缩减到了31个。现任的干部都要全部“站起来，再坐下”。竞聘上的干部也不再是“能上不能下”，而是三年为一个聘期，如果不担当不作为，他们的位子甚至连三年都难坐稳。

　　“天津滨海新区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其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说。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敢闯深水区”的滨海新区，始终挺立在改革先行的潮头，改革大戏紧锣密鼓，改革进程蹄疾步稳，改革大潮波澜壮阔，改革故事生动上演。

　　发展浪潮波澜壮阔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对天津提出了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五年来，天津滨海新区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按照“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走什么路、为了谁、以什么为保障的问题。

　　波光滟潋，苇海荡漾，绿树成荫。站在风景如画的静湖之畔，很难相信这里曾是个盛满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污水库。

　　静湖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十年前，三分之一是盐碱荒地、三分之一是污染水坑、三分之一是废弃盐田。经过十年发展建设，如今这里已是一座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称为“生态城市建设的先行者”。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引领中新天津生态城阔步向前。采访中，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单泽峰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目前生态城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创意、互联网＋高科技、精英配套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态势，国家动漫园、生态科技园等一大批项目拔地而起。

　　尤其是创新，正成为滨海新区新的引擎。走进与中新生态城隔河相望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砖红色低层写字楼鳞次栉比。自2016年末挂牌成立以来，这里正成为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新地标”。

　　“从揭牌到今年4月底，新增注册企业472家，注册资本金74.6亿元。百度（滨海）创新中心、京东（滨海）云创空间等大批创新项目落地。”单泽峰说。

　　2017年，滨海新区已拥有市级以上研发中心464家；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达到815.66亿元，同比增长35%；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达259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9.6%；新兴服务业增长30%。

　　“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只机’‘一碗面’，到现在以大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大运载火箭、通信卫星、空间站为代表的‘三机一箭一星一站’，滨海新区始终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说。

　　2017年，滨海新区制定了建设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目标，规划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形成有四到五个在全国领先的重点产业，两到三个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十个以上的千亿级产业集群，率先闯出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迭代更替、接续转换的新路径。

　　独行快，众行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滨海新区走出“一亩三分地”，积极对接和服务北京、河北，唱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大戏”的“主角”。

　　四年来，滨海新区累计引进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2900余个，协议投资额逾3500亿元。

　　在对接北京的同时，也积极服务河北的发展。

　　近日，装载着集装箱的“鸭绿江”轮，从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出发，顺利抵达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功能向河北港口的延伸。据介绍，这条“海上自由贸易通道”开通后，津冀港口形成了“境内关外”互联互通。平行进口汽车可直接在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落地清关，物流成本降低四分之一。

　　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滨海新区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开放的格局。

　　近年来，东疆的飞机租赁公司利用“离岸租赁”创新结构，与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印度尼西亚鹰航、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巴基斯坦宁静航空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空公司开展飞机租赁业务。

　　中国中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央企纷纷在天津东疆设立融资租赁总部，通过融资租赁出口高端装备，支持中资海外项目建设。”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柳介绍，目前，天津东疆正全力打造海外工程出口基地，为海外工程出口企业相关物资出口、维修、组装提供载体。

　　站在新的起点上，天津滨海新区正在大力推进“三六一”思路举措，即发展集聚经济、开放经济、智能经济“三大经济”，实施协同发展深化行动、产业聚焦升级行动、深化改革攻坚行动、开放环境创优行动、城市品质提升行动、民生福祉增进行动“六大行动”，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个保证”，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美丽的改革开放发展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元旭 邓中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