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战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是合力的结果。但若要说到惊涛骇浪之中昂然挺立的 “中流砥柱”，当之无愧是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促成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结束了多年内战，国共两党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在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正式登台，从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主体，因而不仅具有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同时也面临复杂的阶级矛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忍辱负重，在实践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先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防止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维护了全民族长期抗战的局面。

　　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但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对正面战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人借此贬低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我将给出确凿的史实来说明，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前后14年，正式发表抗日主张合计290次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前后14年里，中国共产党以宣言、通告、通令、决议、布告、告人民书、告白军官兵书，以及毛泽东等中共有关领导人的抗日言论等多种形式，竭力主张抗日。我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14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抗日主张合计290次。

　　其中，6年局部战争期间共计97次：1931年 10次，1932年 13次，1933年 23次，1934年10次，1935年 14次，1936年 27次；8年全面抗战时期共计 193次：1937年 17次，1938年41次，1939年 32次，1940年 20次，1941年 25次，1942年 17次，1943年 12次，1944年 14次，1945年 15次。

　　这里，主要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毛泽东的言论为考察对象，基本上不包括省市一级的各地方党委、团中央、少先队中央总队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群众团体、组织的宣言，也不包括毛泽东之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高级将领等的谈话及其他言论。

　　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在这14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主张，从未有过丝毫改变和动摇。这些宣言、决议、通电、训令和告全国民众书等，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以及残害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罪行，提出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组织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把抗日作为一项神圣而坚定的主旨。这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特别是，1932年4月1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的发表，在全国各党派中间独树一帜，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称赞。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组织和发动下，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在每一个重要关节点上，如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及“八一三”淞沪抗战、1938年的汪精卫投敌事件、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等，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率先高举抗敌御侮旗帜，义无反顾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及使统一战线起到更大作用的核心因素。

　　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形成和曲折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实行政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其重要的实践依据，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

　　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当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广泛反响。

　　二是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态度。

　　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呼应，德国法西斯势力也蠢蠢欲动。1934年随着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开始走上一条疯狂的战争之路，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批评以往那种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的观点和仅仅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各国共产党应纠正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克服关门主义。

　　在次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世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战线的策略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思想，成为《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一个理论依据。

　　三是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国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三省及华北的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法等国家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战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援助。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军事上开始了对日整军备战，内政上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攘外”、“安内”并重。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大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

　　鉴于上述局势，中国共产党人以德报怨，展现出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也不能缺少主观能动性。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开展灵活多样的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壮大的“助推器”。

　　做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中心环节。从1936年5月到1937年11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个人或由毛泽东领衔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名义，致函近30位国民党中枢人物、军政显要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向他们痛陈目前时局之艰险，表达中共抗战之决心，呼吁各方停止自相残杀，期望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强调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亦即民族国家之福。由于致函对象的特殊身份，中共的政治主张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是一个先决条件。仅以中共对东北军的工作为例，可谓“高明+聪明”。先是在军事上敢打必胜，经过三次战役，消灭了东北军三个师，打死两个师长、七个团长，俘虏约4000名官兵；然后是攻心至上，当时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打回老家去”，一个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此外，对在战场上俘虏的官兵，不虐待、不打骂，每天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回去后，他们就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至于西北军，工作更好做一点。杨虎城在大革命前就曾提出入党要求；大革命失败后，他的部队里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所以，西安事变前，西北地区实际上形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支军队的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势，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竭力挑拨国共关系。蒋介石集团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 1939年冬至1943年春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作为基本任务，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政策。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是休战的原则，适可而止，使斗争及时告一段落。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舆论大哗，“亲者痛，仇者快”。一时间，国内外不少人断定：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内战可能扩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揭露国民党破坏合作抗战阴谋、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公开表明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绝不改变。此举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嚣张气焰。

　　人民武装的浴血奋战陷敌于“汪洋大海”

　　在14年惊险而漫长的烽火岁月中，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地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浴血疆场、英勇杀敌，成为威震敌胆的劲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立足“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立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但是，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斗争方略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抗日游击战略方针的制定，是在对战争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选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到，抗战开始时我们是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如果力量强大，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实践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开辟抗日游击战争这条正确途径之后，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逐步在战略层面担负起主战场的历史任务。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把日本侵略者拖入持久作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中发展壮大，进一步说明这条路选对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帅部曾提出一个战略设想，叫“变敌后方为前方”是第二期抗战的重心。所谓第二期抗战，相当于中共提出的相持阶段。这个战略设想是好的，其主旨在于开辟敌后战场，把敌后战场变为抗日主战场。不过，这一战略任务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3万余人，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1.255亿人。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共抗击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华北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承认：共军是他们的“致命之敌”，使他们“陷入完全被动局面”。

　　在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并建立和巩固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些遍布全国的抗战根据地，是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样板，是推动抗战胜利、推进社会发展的坚固堡垒。当时的红色延安，更是被普遍认同为“革命圣地”。

　　总之，在正面战场历经22次大会战仍未能阻挡住日军攻势的情况下，在侵略者掀起滔天恶浪席卷中华大地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狠狠打压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成为无可非议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一座充满希望的灯塔。（作者：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