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题:从“没人管”到“有人干”——北京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启示录（下）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李嘉瑞、樊攀
自北京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来，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进门入户的脚步多了，机关化倾向少了；百姓的笑脸多了，牢骚话少了；家门口小事办得越来越多了，遗留问题越来越少了。
多年顽疾“哨响”解决
“8年的违建，终于拆掉了。”回忆起拆除时的情景，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居民范大妈连说三个“没想到”。范大妈指着路北侧的空地说，这原来是一座二层“公寓楼”，大家都知道是违法建设，但一直就是没人管。
这处“公寓楼”2012年建成，里面被分割成108个房间，长期租住近300人，安全隐患突出。当地居民举报过多次，违建始终“屹立”。
一直拆不动，是因为它刚好“骑”在丰台区和西城区的交界线上。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工委副书记蒋天策指着当年的照片告诉记者，拆除要协调两个区的多个部门，难度不小。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启动后，今年5月，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吹响了“跨区联合哨”。西城区广外街道来“报到”了，两区相关的执法部门也来“报到”了，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顽疾被合力解决。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已经在北京169个街乡进行了试点，下一步将全面推开。
拼版照片上图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达智桥胡同，“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前，整条胡同脏乱多年（2015年5月28日摄）；下图为达智桥胡同在实施“吹哨报到”机制后，整条胡同整治改造一新（2018年摄）。 自北京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来，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进门入户的脚步多了，机关化倾向少了；百姓的笑脸多了，牢骚话少了；家门口小事办得越来越多了，遗留问题越来越少了。 新华社发
“吹哨”解决新问题新矛盾
在运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时，不少街乡根据区域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属于城乡接合部，由于初期规划不完善，近年来出现了群租严重、环境脏乱、乱停车等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吹哨”，让住建、公安、综治等部门“报到”，形成每日巡查、每周会商的机制。
地处首都核心区“红墙”边上的西长安街街道，每到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突出。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硼飞介绍，他们通过路面的智能相机，对路口进行人、车、路的实时图像分析，以大数据指导精准“吹哨”，请交通、交管等部门来“报到”，实现对红绿灯的实时控制。
“吹哨报到”还成为基层解决新问题的好办法。达智桥胡同位于西城区广内街道，通过街巷长吹哨，环境变好了。但新问题又来了，今年夏天每逢雨天，井口总会堵塞积水。街巷长高波得知后，迅速在“广内街道应急处置群”微信群内“吹哨”，相关的区城管委、市政、排水部门立刻赶到现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今年，西城区万明园社区消灭了一处新生违建，从巡视发现到告知、拆除，一共只用了6小时；阜外东社区“五一”期间及时制止了一起开墙打洞反弹行为。
在达智桥住了一辈子的韩宝森大爷感叹：“以前碰见事儿，找谁都没人管，现在一‘吹哨’，问题很快搞定。”
拼版照片上图为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太平桥200号院，在“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前，出租大院存在多年（2016年8月22日摄）；下图为太平桥街道太平桥200号院，在“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后，原来的出租大院经过整治变身社区便民店（2018年11月5日摄）。新华社发
“吹哨”激活社区“神经末梢”
在北京市多个街道、乡镇采访的时候，基层工作人员经常向记者提到一个名词——“吹哨率”。
他们表示，“吹哨率”不可太低，也不可太高。如果低了，说明这个机制没起作用；如果高了，说明日常机制出了问题，“报到”部门可能出现疲于奔命、应付的情况。“吹哨”应该主要用于重点、难点问题。
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各区要强化主体责任，真正把“吹哨报到”抓在手上，力戒形式主义，不断提升改革实效。
不仅如此，北京还在努力把“最后一公里”向下延伸。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推进“吹哨报到”向社区延伸。群众身边的事基本在社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要以健全完善机制为突破口，激活社区这个“神经末梢”。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全部22个社区挂牌成立了综合治理工作站，将改革触角向社区延伸；丰台区方庄地区正尝试把这一机制落实到社区和地区办事处一级,探索“吹哨报到”机制的二级体系。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彤军表示，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只要围着问题转、围着群众转，就一定能把群众家门口的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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