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农奴制是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奴役形式，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还是从人权的保障角度来审视，农奴制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时至20世纪50年代，封建农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离人类历史发展潮流。这样一种制度是文明的耻辱，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农奴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存在过。近代以后，随着新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奴隶制、农奴制已被认为是落后过时的制度，废奴或废奴运动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敲响了奴隶制、农奴制灭亡的丧钟。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法国、英国、俄国、美国等陆续废除奴隶制、农奴制。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于1794年宣布废除奴隶制。1807年、1833年，英国先后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1861年，俄国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美国联邦政府凭借南北战争的胜利，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和强制劳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从大战硝烟中走出的世界，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人类社会的崇高追求。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56年，联合国专门通过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实际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渐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废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伊始，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195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新疆彻底废除了残余的封建农奴制（伯克制）。1956年开始，甘肃、四川、青海等省藏区也陆续进行民主改革。在云南，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于1956年废除了傈僳族、景颇族、佤族的家长奴隶制和永宁摩梭人的奴隶制，1958年又废除了宁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迪庆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省凉山彝族聚居区开展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废除农奴制已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而，此时的西藏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受到严重阻碍。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农业仍停滞在粗放耕作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普遍使用木制农具，平均产量仅有种子的四五倍，与几百年前无多大区别。绝大部分吃、穿、用品都要靠个体或庄园的手工生产，毫无社会生机和活力。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已经与劳动主体形成尖锐矛盾和对立
农奴主通过剥削农奴攫取的社会财富，除供养僧俗官员和蓄养奴仆外，其余的全部用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耗费。农奴辛勤劳作的成果被农奴主残酷剥夺，深陷饥寒交迫的悲苦境地，失去了生活能力，不得不反抗和逃亡。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了现代科技文化的传播发展
由三大领主把控的西藏地方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神权迷信，反对科学，严重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运用。尽管统治集团也曾派贵族子弟到国外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但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自身享用，并不是为了学习先进，倡导科学。
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西藏结束了内部长期混乱和纷争，初步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气象，发生新变化。按照《十七条协议》，1951年10月解放军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军区，担负起保卫国家边疆的任务。中央通过设立西藏工作委员会在拉萨及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并开展工作。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同时存在着噶厦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和极为宽容的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爱国上层人士，耐心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自我改革。同时，针对西藏长期受到神权统治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开展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六年不改”的工作方针，赢得了爱国上层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面对已经走到尽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仅不思改革，还极力维护这一制度，他们担心改革不仅会使他们失去政教特权，还会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
三大领主正是通过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聚敛了大量财富。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约合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
三、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
依据《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以上层统战为主，以影响群众为辅，而不是急于直接发动群众进行改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通过免费医疗和消除传染疾病、兴修水利、架桥修路、抢险救灾、发放无息贷款、赠送良种农具、放映电影、以工代赈等方式，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修筑川（康）藏公路中，群众认识到修路不是给解放军支乌拉差役，也不是给老爷们当牛马，而是真正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造福。觉木（现林芝市巴宜区境内）、则拉（现米林县境内）等宗（县）的民工说：“解放军个个都像活菩萨，那些说解放军坏话的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混在我们藏族中的魔鬼！”
1954年7月，年楚河上游因冰川崩塌造成特大洪灾，江孜、白朗两宗淹死群众91人，冲毁村庄170个，受灾群众1.6万多人，淹没土地6万多克，死亡牲畜8000多头（只）。灾情发生后，中央立即拨款80万银元救灾，江孜分工委和驻当地解放军舍生忘死与洪水搏斗，抢救受灾群众。当地驻军和工作人员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救济灾民口粮73万多公斤，贷放种子56万多公斤，无偿发放农具折合银元1.5万余元，帐篷布2.8万米，干部战士捐献衣物和现金合计折合银元10万多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河（现那曲市色尼区）发生重大雪灾时，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救灾，反而催逼牧民交租，并且不准减免。当雄宗头人甚至阻止黑河分工委下发青稞和茶叶救济灾民。这些事例使群众加深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体会到只有废除封建农奴制才能过上新生活。
通过新旧对比，人民群众日益觉醒，有些农奴已不甘于受压迫和剥削，有的愤然挣脱农奴主的控制而逃离。据曾经是农奴主的家奴、后来担任高级干部的巴桑回忆，她十多岁就为农奴主做苦役，15岁那年，实在不堪忍受农奴主的毒打，逃出了庄园。1956年，朗宗和边坝宗100多位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会拥护民主改革。1956年7月25日，拉萨林周的65位农民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呈递一封按有65个手印的联名信，信中说：“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实行改革。”
通过新旧对比，西藏部分上层人士也开始拥护改革。自1952年，西藏工委陆续组织西藏地区的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佛教代表团等几十个团体到内地参观。各团成员亲眼见到祖国内地的迅速发展，一部分爱国上层人士在思想深处发生重大变化，逐步消除了对改革的顾虑。
据堆龙德庆区旁村村民回忆：1956年，政府邀请西藏的庄园主到内地参观，由于受到了教育和鼓励，有一位名叫加察·格桑西热的庄园主回来后，决定把土地分给农奴，并给他们自由。1956年，以大贵族出身的唐麦·贡觉白姆为团长的西藏妇女参观团第一次到内地参观，返藏后向拉萨郊区的农民宣传民主改革能给人民带来好处，宣传民主改革的政策，促使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中许多成员主动拥护民主改革。
1957年9月，江孜发生头人本根却珠毒打农奴出身的旺钦平措事件，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闻听此事非常气愤，明确说道：“西藏人民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肯定要实行民主改革，这不仅是西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和走向幸福道路所需要的，也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住的。”
大贵族宇拓的女儿桑林·次仁白珍，1952年为进藏解放军教授藏语文，不畏反动上层分子的威胁和恫吓，“坚信西藏人民总有一天能够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
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以及上层人士发生的积极变化，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不失去既得利益，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一些人不惜以发动叛乱来阻挡社会进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违背历史潮流和西藏广大人民的意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腐朽的社会形态被进步的社会形态替代的必然结果。民主改革在农村、牧区、寺庙、城镇等陆续展开。
在80万人口的农业区，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第二步分配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和奴役的农奴获得了自由解放，分得了280多万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当熊熊烈火烧掉契约和债据时，翻身农奴载歌载舞，庆祝翻身解放的光辉节日。1960年初，20万户西藏农户拿到了土地证，由于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等政策，劳动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折合粮食达十亿多斤，平均每人可得1500多斤。乃东县克松谿卡68岁的次仁卓嘎说：“我们支了一辈子乌拉，过去从没敢想过自己有一块土地，整天担心的就是挨饿。人民政府现在给我们分了地，再也不怕挨饿了。”广大翻身农奴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在28万人口的牧业区，废除了牧主的封建特权，主要实行“三反两利”，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没收参加叛乱领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给原牧放者及贫苦牧民，对未参加叛乱的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牲畜仍归牧主所有。这些保护措施，把封建的主奴关系改变为雇佣关系，调动了牧工保护牲畜和发展牲畜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牧主发展牧业和经营牧业的积极性，基本上达到了人畜两安，克服了因叛乱分子大量宰杀牛羊造成的困难，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当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过去，当雄草原是我们自己的。后来，被色拉寺霸占了，从此，活人好像进了地狱。如今，新政府颁发了新的法令，我们选举了自己的领导人，美丽的当雄草原，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在寺庙，中国共产党始终采取稳慎和稳妥的办法，实行“三反三算”，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阶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运动，彻底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坚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爱国守法寺庙，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同样采取赎买政策。民主改革中，众多的僧尼自愿还俗返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保留了寺庙553座，留寺僧尼7000多人，基本满足了当时信教群众宗教生活需要。
在城镇实行“四反双减”，发动群众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生产资料等进行赎买。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执行叛与未叛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组织贫困市民、游民，恢复商业和自由交换，保障了城乡供应，保证了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反帝爱国、接受民主改革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别安排适当的工作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