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泰中建交风云小记

　　常媛在欧洲写了《龙珠》一书，记录了她和兄长在北京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围绕在泰国和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她还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常念周和常念廖，以纪念两位曾经照顾过她和兄长的中国长辈。虽然泰国有学者认为《龙珠》系小说或报告文学，而非回忆录，但书中脉络、人物关系、资料照片等大致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性。

　　2015年4月2１日，常媛在位于泰国曼谷的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新华社发

　　【关岛主义后的快速邦交】

　　讪·帕塔努泰把一对儿女送到中国时，原想在短期内促成泰中建交，但没有想到的是，披汶颂堪政府很快被政变推翻，而他本人也因“亲华”被送入监狱，一蹲就是７年。在狱中，他时常收到中方通过特殊渠道给他通报的儿女平安的消息，成了他苦闷时光的最大慰藉。

　　讪·帕塔努泰的努力没有在短期内见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低估了地区局势和国际局势对泰中建交的影响力。这种外围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69年7月尼克松宣布“关岛主义”，即美国的亚洲新政策。在关岛主义中，泰国嗅察到，美国要从越南撤退了。美国一撤，意味着泰国将失去一个重要靠山，而在中南半岛上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泰国独裁政府最大的敌人。因此，泰国高层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寻求建交。

　　1970年至1971年，泰国频繁通过南斯拉夫、瑞典、法国等第三方接触中国。1971年1月13日，时任泰国外长塔纳·哥曼经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讲话，称泰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是泰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表达建交欲望。

　　首任驻华大使德·汶纳回忆，在1975年建交前，泰国外交部大概花费了3年时间说服泰国安全部门同意与中国建交。当时军队和安全部门最大的担忧是，建交会让泰共在泰国境内更加活跃。同时，泰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至少23次前往中国，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谈建交的细节以及建交后的相互外交政策。

　　1975年3月，泰国成立了以政治家、文学家蒙拉差翁·克立·巴莫为总理的民选文官政府。中泰关系正常化进程大踏步前进。在历经中泰双方许多人士多年努力之后，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里·巴莫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泰建交联合公报，开创了两国邦交新纪元。

　　在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德·汶纳感慨良深。在一番积极评价之后，这位老牌外交家经由泰国媒体告诫泰国领导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非常需要泰国，但今天，泰国领导人需要好好反思，泰国是否还在中国的视线中。（记者凌朔，编辑郜婕，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